在戰爭中，沒有一個人想當俘虜，被敵軍俘虜會是什么結果？可是山田一郎還是被八路軍俘虜了，于是他一直想逃跑，實在逃不脫就自殺。然而，當他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中國古訓，決定去認識一下八路軍。通過與八路軍的接觸，這個頑固不化的山田，居然改變了看法，成為反法西斯的英雄。

一、梁山戰斗中他成了八路軍的俘虜，可他頑固不化，一直想逃跑，不惜冒著生命危險跳湖

山田一郎，原名佐藤猛夫，1910年生，日本神奈川縣橫濱市人。他出生于日本的律師家庭，家庭條件非常優越，所以也享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從小到大都在一流學校就讀，由于對醫學的酷愛，考取了日本最高學術殿堂——東京帝國大學醫學系，1937年4月畢業后，進入東京同愛紀念醫院內科，由于他成績突出，不久便調入該院的醫局(研究室)從事醫學研究工作。由于侵華戰爭的需要，日本軍方招募大量軍醫，佐藤猛夫也被列入其中，1938年5月應征入伍，分配在東京附近的世田谷陸軍第二醫院服役。同年12月晉升為日本千葉縣佐倉五十七聯隊第一大隊中尉軍醫。1939年5月該部接到命令西渡來到中國。佐藤猛夫被編入日本華北派遣軍第三十二師團長田大隊，他作為長田部隊所屬的高級軍醫，駐扎在山東省汶上縣城。

也在這個5月，我八路軍軍主力繼續東進，在肥城陸房地區粉碎了敵軍5000多人的九路圍攻，殲敵達1300多人，迅速打開了魯西地區抗日斗爭的新局面。我軍的作戰行動大大震動了山東日軍，他們沒有想到在其迅速擊潰國民黨軍后會遇到新的強勁對手。

1939年7月底，駐魯日軍第三十二師團決定對其心頭之患的八路軍一一五師展開“掃蕩”行動，于是調集長田大隊氣勢洶洶地一頭撲向魯西平原。大隊長名叫長田敏江，少佐軍銜，雖然官銜不大，但由于其出身日本天皇的外甥，所以備受日軍高層的重視，為此專門為他加強了1個炮兵中隊、1個騎兵中隊和偽“皇協軍”1個連。8月2日清晨，長田敏江率領他的大隊人馬排著浩浩蕩蕩的行軍隊形，開進了梁山地區。可是就在這次梁山戰斗中，耀武揚威的長田大隊被我八路軍六八六團打的全軍覆沒，長田敏江也成刀下之鬼。佐藤猛夫也因頭部負傷昏死過去被俘。

為了避免日本軍國主義對俘虜士兵家屬的迫害，八路軍總部規定凡被俘日軍士兵都要改一個新的名字，佐藤猛夫就改名為山田一郎。這個山田一郎雖然個子不高，相貌溫和，看上去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性格。然而，他又卻是非常頑固的。

當山田一郎被我軍醫療人員救醒，他知道自己做了俘虜后，第一個在心頭升起的想法就是逃跑，如果不能逃跑就求速死。八路軍的敵工人員多次跟他講日本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和中國抗日戰爭的必勝性，他一概聽不進去。八路軍戰士又讓讓他們看各種書籍;同他們打撲克、賽排球，還向他們學習打棒球。在這種情況下，與山田一郎一起俘虜的幾個朋友都已經有了轉變之心，惟獨山田一郎頑固不化。他還私下拉攏與他一起被俘的幾個人密謀逃跑，并乘機觀察逃跑路線，畫圖研究地形，研究逃跑方案。

不久，日軍又一次“掃蕩”，山田一郎等人被八路軍小分隊押解到一個非常隱蔽的湖心小島上。9月13日入夜后，狂風大作，暴雨傾盆，看完人八路軍戰士放松了警惕，山田一郎認為機會來了，便組織一起被俘的其他5人一起出逃。他們冒著暴風驟雨，跳在湖中拼命地狂游，天黑的伸手不見五指，他們不知道該向什么方向游，反正是能被淹死不做俘虜，就一樣折騰了大半夜，黎明時分終于登上湖中的另一個小島。忍饑挨餓過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又跳入湖中狂游，而后又登上一個小島，這時，他們只剩下了3個人，有3人在狂風暴雨的湖中淹死了。在島上，兩天沒吃東西的山田等人終于精疲力盡地躺倒再也爬不起來，又被八路軍給抓了回去。

二、逃跑的念頭一直沒有打消，直到有一天他患了傷寒，八路軍為救他把所有的好藥都用完了

為了教育山田一郎，根據八路軍總部建議，先后從山東轉往冀中，又轉往太行，無論到那里，無論八路軍的敵工人員如何做思想工作，山田一郎始終不認為各種各樣的照顧有什么值得感謝的，也不被八路敵工人員關于“回去會被憲兵隊槍斃”的話所恐懼。而是隨時隨地都準備著逃跑，山田想：回到日軍后，報告完八路根據地的一切情況后，我就自殺！此時的他完全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犧牲品。

秋去冬來，山田一直沒有找到逃跑的機會。有一天，敵工部的一位領導來找他，問他：“山田，你是一位醫生，想不想去我們八路軍的后方搞醫務工作？”山田想，去后方吧，逃跑將更困難;不去吧，八路可能懷疑。怎么辦？山田最后下了決心，去！去八路后方，可以接觸到他們的指揮機構和高級指揮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到了后方，我可以竊取八路軍的機密，還可以尋找適當的機會暗殺八路軍的領導干部。這樣，再回日軍去，自己被俘的責任就會輕一點，然后再清清白白地自殺！

就這樣，山田被送到河北涉縣王堡村一二九師師部。師敵工部副部長張香山，早年留學日本，精通日語，張香山給了他送來一些日文書，并認真和他交談。他雖然表面上應付著說接受八路軍的領導，也在醫院做些簡單的工作，可是在他內心還堅定著決心不能拋棄自己的信念：逃跑、暗殺八路軍領導……

根據師部安排，決定調山田一郎到設在遼縣羊角村的野戰醫院，讓他真正從事醫療工作。八路軍和根據地人民對這位日本俘虜很尊敬，當他來到羊角村時，村里的群眾專門歡迎他。可是山田心里依然想著逃跑，在工作之余有早晚，他都要出來散步，目的是為了觀察周圍的地形，還偷著繪了地形圖。同時他還用不太熟悉的中國話象保管員們打聽情況，了解到距離這里最近的日軍遼縣據點有一百幾十里，根據自己掌握的情況，估計一天一夜就可以跑去的。于是，他又開始策劃偷取武器，最好能弄一支手槍，遇到緊急情況可以防身，再到迫不得已的關鍵時刻，還可以自殺……

他冷靜地等待著逃跑的最佳的時機。然而，此時正是百團大戰的第三階段，日軍在我八路軍的打擊下，組織了大規模的報復“掃蕩”，特別是太行山區成為日軍報復的重點。為了疏散隱蔽，也為了更好地為戰地服務，一二九師野戰醫院決定，分成幾所分院轉移，山田所在的分院轉移到了武鄉縣青草煙村。此時正值關家垴戰斗激烈進行，醫院送來了大量傷員，作為一個醫生，山田還是努力為他們治療，半個多月時間里，他一直忙的不可開交。不過他心里想，高潮取得八路軍的信任，好乘機逃走。太行山的深秋初冬已經很冷了，但醫護人員和傷員們都還穿著單衣，后勤管理人員特意給山田送來厚衣服。

有一天，山田突然感覺全身不適，乏力，食欲減退，咽痛，咳嗽，鼻子流血，后來發起了高燒，燒的他暈了過去……等他稍有知覺，他認識到這將發生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可能患了傷寒。他是一個醫生，他知道患這種病非常危險，何況是在缺醫少藥的八路軍根據地……

山田在炕上昏昏迷迷地睡了幾天，他也說不清楚，但當他頭腦間或清醒一陣子時，總是聽到有人在照顧他，特別是有一次他聽的非常清楚，象是一位八路軍的領導問，什么藥可以治這病？有醫生說金雞納霜、奎寧、盤尼西林，那位領導就說，想辦法把所有發好藥都拿出來，一定要治好山田的病。

在八路軍醫生的救護下，他終于躲過死神，當他醒過來時，從破了的窗紙看見太行山峰上的積雪，顯得那樣的刺眼。這時聽到守在身邊的護士喊，“司令員，山田醒了。”只見一位戴眼鏡的年長軍人站在身邊，記得見過他，剛到太行山時，聽他講過話，他是一二九師師長兼太行軍區司令員劉伯承。護士說，司令員知道他得了傷寒，已經來看他見次了，還專門吩咐把醫院僅有的西藥都給他用了，今天又眾百里之外踏雪給他來送補品。

一位八路軍高官，管著幾十萬人的司令員，居然為一個死不悔改的日本兵如此照顧，原來共產黨、八路軍如此仁義，我為什么還一直堅持要逃跑呢？他對自己說：“再重新開始一次人生！既然早晚都得死，何不在八路軍中對高中時代就已道聽途說的、現在被八路軍視為真理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用自己的身心去探索、學習、弄個究竟？如果那時候還是不能使我信服，再去死也不遲。”

后來，山田一郎在《太行山——我的第二個誕生地》一文寫出了他當時的內心世界，“待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火炕上，一個女護士在炕邊兒護理著我。她一會兒換水枕，一會兒燒火炕，忙個不停。我才意識到自己得了場大病，不過當時身不由己，只覺心里爽快，頭腦清醒多了。后來，劉伯承司令員特意從涉縣軍區司令部趕來看我，還送我一桶醬菜，這種東西在當時是十分昂貴的。在這種關懷和照顧的環境中，我不久便又穿上了白大衣，為傷員治病，不過這次我是出自真心，想站在八路軍同一立場上工作。在早晨和下班后的晚上自由支配時間里，我讀《貧乏物語》和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書。晚上把油燈撥亮，記筆記，往往精讀到深夜。”

三、日本浪子回頭了，他不僅當選邊區參議員還入了黨，成為著名的世界反法西斯戰士

山田一郎的心里有了“新生”的感覺，他終于擺脫了那個糾纏他一年半之久的逃跑念頭。之后，山田一郎利用業余時間讀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書，并借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劉少奇等人的著作，他還常參加日人反戰同盟會議，了解時事問題和國際形勢。1941年春，山田一郎的思想立場發生了根本轉變。

看到山田的轉變，八路軍首長非常高興，山田后來救了多少八路軍的傷病員，沒有人統計過。但他一絲不茍的工作態度，認真負責的工作精神讓所有人感動，1941年6月，八路軍總部衛生部任命山田為野戰醫院內科主任。他還主動申請加入了由前田光繁等人發起成立的“在華日人覺醒聯盟”。從事醫務工作，參加反戰同盟活動，閱讀進步書籍，關心時事。曾將中國共產黨關于紀念七七抗戰的宣言等文件翻譯成日文，向日軍據點發送。他還被邊區民眾選舉為邊區參議員，同年7月，出席了晉冀魯豫邊區臨時參議會，成為晉冀魯豫邊區唯一的日本籍參議員。

一年多的工作，使他認識到了共產黨真是為解放勞苦大眾的，是為了中國民族事業的，他決定為共產主義而奮斗。1942年6月他用中文寫了一份要求加入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書，繳到衛生部政治部主任手中，不久組織決定接收這位異國的優秀軍醫，他的工作更努力了，經過1年預備期，1943年6月被批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這一天，他在日記里寫道：“無論如何我都想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向著自己所堅信的通往真理之路邁進。”從此，反戰成為他不可動搖的信念。1943年3月出席晉冀魯豫邊區日本士兵代表大會、日人反戰同盟大會，被選為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晉冀魯豫邊區分區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同年春，衛生部決定讓山田擔任八路軍野戰醫院副院長兼衛生學校講師。在反“掃蕩”戰斗中，他多少次帶領醫護人員走到戰斗最前沿去搶救傷員，受到軍區的表彰。

1944年9月離開太行山向延安進發，12月到延安后，進日本工農學校學習。1945年4月至6月旁聽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6年1月，作為日本共產黨總書記野坂參三的隨從人員回到日本。2月加入日本共產黨。不久擔任三田醫院內科主任。后主動申請到日本共產黨診所工作，任所長。1947年4月其所在診所改名為代代木診所，仍任所長。1951年至1954年當選為日本共產黨澀谷區議會議員。1952年出任代代木醫院院長，1977年任名譽院長。始終為患者提供熱情周到的醫療服務。1985年后擔任日本共產黨中央顧問。

山田一郎在他的回憶中曾寫道：“我把山西省的太行山視為我的第二誕生地。那里有我煩惱生活的記憶，也有脫胎換骨后難以忘懷的與親愛的同志們共同渡過的苦與樂，還有那許多令人思慕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