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所處的時代，宋王朝已經立國七八十年，雖還處于其較為強盛的時期，但仍內憂外患。北方的遼人和西北方的羌人對宋王朝的錦繡江山虎視眈眈。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與遼國訂立“澶淵之盟”起，宋王朝每年必須向遼國上貢白銀10萬兩，絹20萬匹，這就像給大宋王朝的經濟發展壓上了一塊沉重的巨石。而遼國并不滿足，每當羌人在西北邊一騷擾，宋王朝忙于應付時，遼人就會趁機勒索，要求增加上貢。這筆沉重的負擔，嚴重地阻礙了宋王朝的經濟發展。國內，土地兼并十分嚴重，大量農民流離失所。由于宋王朝已經立國七八十年，政府機構日益龐大，出現了“冗官”、“冗兵”和“冗費”的三冗局面。唐朝名相魏征曾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自宋太宗后期的王小波、李順起兵造反，直到范仲淹生活的時代，承受不住生活重壓的農民造反就一直不斷。正如這一時期的另一名臣歐陽修在其《再論置兵御賊札子》中說的那樣：“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天下禍患，豈不可憂。”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以范仲淹為首的一批重臣，推出了在歷史上影響頗深的“慶歷新政”。

之所以稱為“慶歷新政”，是因為范仲淹等人推行的改革發生在宋仁宗慶歷年間。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宋王朝與西夏又發生了一次戰爭，而且又是宋王朝戰敗。此時宋王朝內外交困的局面讓時任宰相的呂夷簡束手無策。宋仁宗也意識到了積弊不改，政局將會進一步惡化。于是，宋仁宗提拔了當時因處理邊事有功而頗有聲望的范仲淹出任參知政事，與宰相共同處理國家大事。這是范仲淹的第四進，亦即最后一進。一幫憂國憂民的文人名士大臣早就想對宋王朝幾十年來的積弊進行改革，只是苦于群龍無首。因此，范仲淹一上任，就得到了這幫文人名士大臣的擁護。在宋仁宗的多次催促之下，范仲淹便和擔任樞密副使的富弼、韓琦等人，在總結綜合了文人名士大臣的改革意見之后，給宋仁宗上了道《答手招條陳十事》。

條陳十事，即“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賦”。僅從這十事的名目上看，這些新政首先就是要整頓吏治，以砥礪士風、改革科舉、興辦學校、認明經旨、培養人才為本源，兼及軍事、經濟等領域，是針對時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舉措。而其中核心之處，則是沖擊到了“冗官”層中許多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范仲淹認為，冗官中的老朽、病患、貪污、無能等人太多，應一律淘汰。在得到了宋仁宗的同意后，他首先對各路的轉運使進行了淘汰。這些被淘汰的官員，自然是一夜之間貧富兩重天。因此富弼曾說：“范六丈公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這種為了老百姓的利益，為了不至于出現“一路哭”的群眾受苦局面，敢于觸犯當權者利益，不惜讓不稱職的當權者“一家哭”，從而遭至對自己攻擊誣蔑的氣魄，實在值得后世執政者們學習！

范仲淹的慶歷新政，果然遭到了權貴層的強烈反對。于是，攻擊范仲淹等人結成“朋黨”的言論蜂起。鑒于唐朝“牛李朋黨”之爭給國家造成的危害，宋王朝的皇帝們是很討厭朋黨的。加之范仲淹這幫文人名士大臣中又有人寫了為朋黨辯解的文章，宋仁宗對范仲淹等人也就起了戒備之心了。這一來，弄得范仲淹和富弼竟“恐懼不敢自安于朝”，正好遇到西北有警，兩人便“皆請出按西北”。范仲淹也就第四次從朝廷上退了下來。隨著范仲淹第四次從朝廷上退下來，推行了一年的“慶歷新政”也就隨之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