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他的人品和文品如何？

滕子京(990-1047)名宗諒，河南洛陽人，幼年喪父，由母親刁氏夫人撫育他與弟妹成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與范仲淹同舉進士。初任濰、連、泰州從事。天圣中(約1025)，任泰州軍事推官，被時任興化縣令的范仲淹推薦與泰州知州張綸當助手，修筑捍海堰，即表現出驚人的魄力和才干。天圣四年(1026)至天圣九年(1031)，召試學院，后任大理寺丞，知當涂(今安徽當涂縣)、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縣。明道元年(1032)調京任殿中丞。景佑元年(1034)正月任左正言，八月遷左司諫，因直言諫君，被降為尚書員外郎出知信州(今江西上饒市)。景佑二年(1035)，因“與范諷雅相善，及諷貶，宗諒降監池州酒”。寶元元年(1038)初，調江寧府(今南京市)通判，不久遷知湖州，創立湖州州學。康定元年(1040)，西夏元昊反，遷官刑部員外郎、職直集賢院、任涇州知州。由于治邊有方，戰功卓著，慶歷二年(1042)十一月，“范仲淹薦以自代”，“徙知涇州滕宗諒為環慶路都部署兼知慶州。”慶歷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推行“慶歷新政”伊始，御史梁堅、鄭戩即劾奏滕子京“前在涇州枉費公使錢”，故“徙滕宗諒權知鳳翔府”。慶歷四年正月，又“降知虢州，職如故”。時中丞王拱辰又奏：言其“盜用公使錢，只削一官，所坐太輕，故再謫。”二月，“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岳州。”慶歷七年(1047)春，遷蘇州知府“未逾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薨于郡之黃堂。”歸葬于池州青陽縣城南金龜(雞)塬。

通過對滕子京坎坷一生的簡述，我們對他應有了概略的了解。那他的人品和文品又如何？這里試舉幾個事例，以管窺豹。

范仲淹《天章閣待制滕君墓志銘》載：滕公在泰州修筑捍海堰時，一日，風暴潮漲，兵吏皆驚駭逃散，惟有他臨危不懼，從容地阻止了欲奔離海岸的兵民，曉以利害，并率先赴險，捍衛了海堤。同在現場督工的范仲淹對他頓生敬意，遂成莫逆之交，直至終老。

《續資治通鋻》載：滕任殿中丞時，因宮中發生兩次大火，他曾與秘書丞劉越多次上言獻章太后，“請太后還政”宋仁宗，其曰：“國家以火德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景佑初，宋仁宗內寵頗盛，身體多疾。時任左司諫的滕子京又犯顏直諫：“陛下日居深宮，留連荒宴，臨朝則多羸形倦色，決事如不掛圣懷。”因此觸怒仁宗，將他貶到信州。

1040年，滕子京在湖州知州任上，得知家居該州德清縣鄉間的同年進士沈叔寬病逝，因家貧停棺在家無力安葬，滕即親往其家祭奠，并出資擇善地將其安葬，且厚撫其子女，還請范仲淹寫了《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志銘》。

慶歷二年九月，西夏入侵，宋朝守將葛懷敏兵敗定川，導致渭、延、鎮戎三地失守，沿邊各郡震驚。定川離滕鎮守的涇州僅120里，滕卻臨危不亂，一面招募農民數千戎服守城，一面選派勇士深入敵后收集情報，親書簡檄，分送各郡以為防備。這時，范仲淹帶領15000兵馬來援，卻又遇上10多天的陰雨，人情憂沮，士氣渙散。滕便大擺酒宴犒勞士卒，又于佛寺祭奠定川之役死難的戰士，并以重金優撫其親屬，“各從所欲，無一失所者。”“于是士卒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戍邊期間，他還“厚撫羌族”，團結少數民族共同御敵，深受邊民愛戴。當他調離邊陲時，“其戰卒妻孥數百人，環其亭館而號送之，觀者為之流涕。”

慶歷三年八月，范仲淹任參知政事，推行“慶歷新政”，保守派即以所謂“涇州枉費公使錢案”抵制新法執行。朝廷派員查勘，弄得“枝蔓句追，囚系滿獄，人人嗟怨”(歐陽修語)。滕子京也被“置獄涇州”，身處險境。面對強敵陳兵邊關，守將人心渙散，滕“恐連逮者眾，因焚其籍以滅姓名”。其不計個人安危，以國家利益為重，敢于承擔責任的精神令人敬佩。

基于上，才有蘇子美《滕子京哀辭》的“賢去人何賴，才亡世不尊。”“忠義平生事，聲名夷狄聞。言皆出諸老，勇復冠全軍”的由衷稱許;才有范仲淹《天章閣待制滕君墓志銘》的“君知命樂職，庶務畢葺，”“育人之孤，急人之難多矣。君為政尚寬易，孜孜風化”的中肯評價;才有《宋史》“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余財”的高度贊頌。

第三，“他與范仲淹是什么關系？”“范仲淹為什么要寫這篇文章呢”？

滕子京與范仲淹是摯交，也是諍友。他倆從1015年同年及第相識相知，到1026年在泰州修筑捍海堰相知相敬，在朝堂他倆直言敢諫，抵御西夏一起出生入死，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幫助，詩歌互贈，書信往來，直至終老。范仲淹在《天章閣待制滕君墓志銘》中寫道：我倆一生“忠孝相勖(勉)，悔吝(不祥)相懲”，并承諾對其幼子“我今撫之，必教有稱。”由于他倆交誼太深，因此保守派在慶歷新政剛開始推行時，便掀起了一場針對范仲淹的“倒滕運動”。

范仲淹為什么要寫《岳陽樓記》？《一》文第五自然段說：“滕由左司諫貶為岳州知府(請注意：這句話有兩個歷史常識性的錯誤，1、滕任左司諫時在1034年，距貶岳州相去10年;2、岳陽在明代洪武二年以前沒有設過府，哪來的知府)。滕子京在岳州的種種惡行，很快被朝廷大臣們察覺和反對。他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才想起讓范仲淹以作文的形式為他樹碑立傳。”這段措詞激烈的話，純屬無稽之談。什么史料記述了滕在岳州的“惡行”被人“察覺和反對”？滕又有何“罪行”需要掩蓋？純粹是作者在無中生有。滕子京修樓求記的動機與目的，《求記書》表述得十分清楚，就是為了繼承和弘揚優秀的民族文化。

關于范仲淹作記的主旨，歷來有4種說法：“規勸”說、“策勵宣言”說、“提倡先憂后樂精神”說“贊揚滕子京精神”說。(詳見《范仲淹為何寫〈岳陽樓記〉？》)簡言之，滕子京馳書求記，是在范仲淹任職邠州的慶歷五年六月，此時慶歷新政失敗不久，范公因精神上受到極大打擊，邊關戎務繁忙，肺疾纏身等原因，加之又未到岳陽現場考察，故而當時沒有撰寫《岳陽樓記》。慶歷五年十一月，范公請調鄧州，雖是擇一善地治病，卻也成了“遷客”，且在到鄧州之后，還一度出現“附廓田園能置否？與君乘健早歸休”;“欲少禍時當止足，得無權處且安閑”(《依韻酬李光化》)的消沉心態。那么，他的那些被貶謫的政治盟友們，會不會出現尹洙《岳州學記》所說的“陰憤陽慘，事弛官廢”的情況？這可是個事關國家利益的大問題，他畢竟是個一生“以天下為己任”的名臣碩儒，在經過稍縱即逝的思想波動之后，嚴峻的現實必然促使他認真思考這個重大問題。正當此時，滕子京重修的岳陽樓竣工，必然再次催請他作記。洞庭湖、岳陽樓自古以來就是天下名勝，屈原、李白、杜甫等著名文人在此留下了無數名篇佳什，是一個全國知名的勝地。而滕子京又是他的摯友中累遭貶謫，仍“樂天知命、庶務畢葺”的典型。他對滕以前的情況是很了解的，近年為“涇州公案”三遭貶謫到岳州后，他為民辦事的政績又捷報頻傳。事實若果真如此，豈不正是他要尋找的典型嗎？他到鄧州原是賦閑養病，完全有時間前往岳州實地考察。待他核實事實后，便以滕子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處江湖之遠”先憂后樂的精神策勵同仁，反擊那些以“朋黨論”使“慶歷新政”夭折而掌權的保守派。這就是范公寫《記》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