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往往不是栽在大江大浪上，而是翻船于窩里斗和自相殘殺的小陰溝。歷代眾多農民起義中，有近二十位領袖死于謀殺或者行刺，從而導致起義失敗。

歷朝歷代，幾乎鮮有農民造反能夠始終如一，精誠團結，患難與共，風雨同舟的。而內訌似乎成了規律，始終伴隨著他們盛衰興亡的歷程。許多時候，這種品行決定著農民戰爭的勝負以及大伙兒的命運。

中國人向來有“窩里斗”的老傳統，規模之大，糟蹋人才之殘酷為世之少見。人們往往簡單地把它歸為民族的劣根性，沒錯，這又似乎正是一些國人的原罪。

講到這里，又要提到陳勝、吳廣。作為統領者，如果沒有識人之明，馭人之術，就很難駕馭如此龐大而迅速崛起的軍隊，而且參與各種派別，各種人物就會為著各自的利益，耍陰謀、弄詭計，結果明爭暗斗就會與起義相伴始終。這種秉性不是他們后天鍛煉出來的，而是長在他們骨子里的。

做了張楚王的陳勝，在富貴權勢面前，不復“茍富貴，勿相忘”。先是殺了來探視自己的兒時伙伴，繼之用人不專，偏聽濫殺，部眾離心。不久，周文敗于秦悍將章邯之手，秦軍勢如破竹，一路東進，逼近陳留。無將可用的陳勝一路潰逃，終在下城父(今安徽渦陽東南)被自己的車夫莊賈所殺。建國號張楚的陳勝，在勢力迅速擴大，沒有思想和組織準備，也沒有才干和能力準備的情況下，很快在群雄角逐中被湮沒，就是必然的結局。

很遺憾，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最后的下場竟是被螃蟹夾死了。

楚漢五年帝位之爭(公元前207至前202年)，以項羽為首的江淮義軍和以劉邦為首的山東蘇北義軍發生了內訌。因為以暴力持勇斗狠，在消滅共同的敵人——秦王朝之后，涉及權力的重新分配。這個時候，他們哥倆不是坐下來平心靜氣地討論協商，尋找一條合理的解決爭端、共同建國的道路，而是以武力為后盾，使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所以，以權勢奪取江山社稷，崇尚的是暴力，就是一切農民造反者的最大選擇和基本行為準則。對外如此，對內也是這樣，上行下效，動輒以實力、陰謀說話，內訌便成了權利之爭的必然規律。劉邦立國以后，鏟除異姓諸王的行為，其實質也是一種內訌。新王權以嫡系為基礎，向對王權構成威脅的非嫡系勢力的宣戰和清洗，就是韓信、英布、彭越等一代英才最后死于非命的真正原因。

明末李自成大軍進入北京，僅僅49天就屁滾尿流，倉惶退出北京，一潰千里。說穿了也是變由內訌而致，其禍根是從錯殺李巖時埋下的。李巖雖不是李自成心腹，但是對李自成事業有大功的遠見卓識者。當年，李自成大軍進入河南后，他有著名的“四勸”：一勸除暴安良，招賢納士，收拾民心;二勸宣傳教育大眾，開展輿論戰;三勸整頓軍紀，秋毫無犯，懲治貪官污吏，安撫百姓;四勸身體力行，仗義疏財，以家財拯濟災民。這“四勸”為河南民心所向，以至河南百姓是奔著李巖去投奔李自成的。李巖平時深謀遠慮，不貪財勢，特行卓立，遂為貪腐的新貴牛金星等嫉恨。

史書載：“李巖者，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又獨于士大夫無所考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敗(公元1644年4月25日大軍退出北京，再敗于真定，三敗于定州)，河南州縣多反正，自成招諸將議，巖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人下者’。河南，巖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讖得非巖乎者(當時迷信預言的讖語，‘十八子’李姓公子也，當得天下。這就是李自成猜忌李巖，必欲殺之的原因)？”“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巖飲，殺之。群賊解體”。

李巖之死，決定了李自成大軍最后的命運。因為河南民眾是奔著李巖來參加起義的，現在李巖死了，宋獻策出走，劉宗敏留居河南，郝搖旗離隊，大軍一哄而散。殺害李巖這樣杰出的人物，一位對起義造反作過重大貢獻并可能作出更大貢獻的人才，竟被自己的同伴摧殘了。其實質是起義軍內部，兩種思想文化勢力的內訌。原始造反派和極端利己者，以暴力剝奪了遠見派的發言權，封殺了他們正確建議的同時，也為自己的事業準備了棺材。

捻軍中的叛變投敵事件不斷發生，與其他農民起義武裝相比，是頗為突出的一個問題。例如：六安、霍丘和鳳陽府縣兩城，均因有叛徒內應而相繼丟失;當僧格林沁軍進攻雉河集時，竟有一批捻首率部投降，使捻軍的力量大為削弱，淮北地區很快被清軍占領;捻軍主要首領張樂行、任化邦均死于叛徒之手。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捻軍的成分比較復雜，為數不少的游民無產者不斷涌進隊伍中來，甚至一些中小地主也“糾眾而捻”。這些沒有多少政治主張的人在清軍剿撫兼施下，很容易被收買。另一方面，主要首領張樂行本人就曾受過清朝官方“招安”，雖然后來堅持斗爭到底，但由于本身的污點，必然影響其理直氣壯地與投降傾向作斗爭。還有就是一些主要首領用人不當，不懂得純潔和鞏固部隊內部的重要性。

歷代起義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不是主要取決于領導人的私德，而是要看他的政治能力，而政治能力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是選才的眼力，另一個是制度的創新力。必須善于用人選將，擦亮眼睛，隨時注意清除混入革命隊伍中的“蛀蟲”。當然，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是很難做到的。

這些血淋淋的事件，再三祭出“窩里斗”這個中式政治語言的豐富內涵。

說到底，農民造反所依仗的不是先進的思想文化、遠見卓識、謀略雄才和起義中必需的物質條件，以及創造這些物質的科學技術，而是依仗原始暴力。崇尚暴力的叢林規則，所以對內對外，涉及權利之爭或遇到思想觀點分歧，往往也側重以暴力來最終解決問題。流血的內訌便成了造反由勝到衰，最終失敗和變質的內因。

南宋初年，在東起岳陽，西到枝江，北達公安，南至長沙的廣闊大地上，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鐘相、楊么起義。宋高宗多次派出官軍去征討平息，基本上是無功而返。幾攻不下，原因在于起義軍能夠“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于泊中，而盡驅其眾四出作戰，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靈活機動地打擊敵人。他們有兩個“撒手锏”：一是實行兵農相兼的預備役制度，可以花小成本，辦大事情;二是水上游擊戰玩得如爐火純青。鐘相、楊么的這種戰略戰術類似于《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們。的確，施耐庵筆下的原形就是出于這支起義軍，并非宋江部隊所為。至于施老夫子故意去“移花接木”，大概是為了小說有看點吧！后來，朝廷派了岳飛來征剿，這個“民族英雄”殺起同胞來也真是有一套的，一是縮小包圍圈，二是派間諜去分解瓦解。果真，起義軍將領陳弢禁不住高官厚祿的引誘而發動了內變，歸順了岳大將軍，起義軍被瞬間攻破，水上游擊隊失去了優勢，楊么投湖自殺未遂。其部將黃誠為了獲得通過招安當大官的機會，竟不顧多年的兄弟情誼，將老領導楊么一刀砍死，割下首級，到岳飛那里表功去了，持續了6年的起義就這樣熄火了。

可見，人性中是包含野性的。也許，野性是人類的胎記，并且在農民起義軍身上，這塊胎記顯得更突出些。正是這種劣根性難除才使他們內部惡斗不止。

也許，這些農民起義的頭領們到了生命的盡頭時，因這樣那樣的失誤而悔恨，或因沒有取得最后的勝利而羞恥，那么他們在臨死的時候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與人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