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給人的記憶幾乎都是灰色沉悶的，這七十多年的歷史鮮有亮點乏善可陳，太多喪權(quán)辱國條約的簽訂，帶給國人的傷痛難以回首。但也正是在這種如鉛色沉重之中，在晚清的歷史舞臺上出現(xiàn)了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他帶給晚晴一抹亮色，贏得了一些尊嚴。也就是這位外交家吶喊出：中國睡獅已醒。

這位外交家就是“晚清第一名臣”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曾國藩被推崇為“千古完人”、“官場楷模”，他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睜眼看世界”并積極實踐的第一人。出身名門的曾紀澤正是在父親的引導下，可謂深得其父的真?zhèn)鳌Ｋ斡浉赣H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誨，做到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并在此基礎(chǔ)上向著人生的最高目標“治國平天下”奮進。

曾紀澤(1839 一1890 ) ，字劫剛，曾國藩長子，中國清末外交官。通經(jīng)史，工詩文，精算術(shù)，又受洋務(wù)思潮影響，30歲起刻苦學習英文，潛心研究外交和國際政治，以“學貫中西”見稱于時。1878 年8月，出任駐英法公使，在中西對峙的國難當頭之際，曾紀澤通過自身敏銳的觀察和收復伊犁的談判，維護了國家的尊嚴，同時，他也從國外的角度反觀中國，最早發(fā)出了“中國睡獅已醒”驚世駭俗的言論。

慈禧十分重視曾紀澤

曾紀澤出任駐英法公使時，慈禧太后非常重視，在曾紀澤出使之前，于光緒三、四年(1877、1878年)，兩次召見了他，親自詢問了他的行程以及外國的外交體制等等一些具體的問題。在史海中留下了慈禧太后與曾紀澤的對答：

“辦洋務(wù)甚不容易。聞福建又有焚毀教堂房屋之案，將來必又淘氣。”

“辦洋務(wù)，難處在外國人不講理，中國人不明事勢。中國臣民當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現(xiàn)在中國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馬嘉理一事，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勞。”

“可不是么。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要慢慢自強起來。你方才的話說得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

“是。”

“這些人明白這理的少。你替國家辦這等事，將來這些人必有罵你的時候，你卻要任勞任怨。”

“臣從前讀書，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語，以為人臣忠則盡命，是到了極處了。近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拚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是臥病之時，即寫了遺囑，吩咐家里人，安排將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見事務(wù)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時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臣父親引咎自責，寄朋友信，常寫‘外慚清議，內(nèi)疚神明’八字，正是拚卻名聲，以顧大局。其實當時事勢，舍曾國藩之所辦，更無辦法。”

“曾國藩真是公忠體國之人。”

曾紀澤曾與慈禧的對話中不但為其復曾國藩贏得了最高執(zhí)政者的正當公允評價，同時也恰當?shù)乇磉_了曾氏家教對自己的影響。慈禧還詢問了曾紀澤對洋務(wù)的看法和外語水平。

“你在外多年，懂洋務(wù)否？”

“臣父親在兩江總督任內(nèi)時，兼署南洋通商大臣，在直隸總督任內(nèi)時，雖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卻于末了兒辦過天津教堂一案。臣隨侍父親在任，聞見一二，不能全知。”

“你能通洋人語言文字？”

“臣在籍翻閱外國字典，略能通知一點。臣所寫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寫的，臣還不能全懂。”

“是知道英國的？”

“只知道英國的。至于法國、德國等處語言，未曾學習。美國系與英國一樣的。”

在第二次的召見中，曾紀澤又強調(diào)了當時英語為國際商務(wù)用語，而法語為歐洲外交官方語言。曾紀澤在回答慈禧時，還強調(diào)了翻譯一職和辦洋務(wù)的區(qū)別，提出朝廷在挑選洋務(wù)官員時不必把外語水平作為一條標準。“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語，則日后擇才更難。且通洋文、洋語、洋學，與辦洋務(wù)系截然兩事。辦洋務(wù)以熟于條約、熟于公事為要，不必侵占翻譯之職。”

從曾紀澤和慈禧的對話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求真務(wù)實、敢講真話的曾紀澤。

初到歐洲，曾紀澤以詩明志。詩曰：“九萬扶搖吹海水，三千世界啟天關(guān);從知混沌猶馀言，始信昆侖別有山。”曾紀澤對英國人的傲慢之舉予以嚴厲的反擊，彰顯了一個泱泱大國義正辭嚴凜然不可欺的一面，贏得西方外交界的尊重和朝野的好評。

慈禧太后欣喜的贊嘆道：“看不出，曾紀澤還真有些膽量！”

讓沙皇把吞到腹中的領(lǐng)土再吐出來

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趁清朝西北邊疆動亂之機，以“代為收復”為名，出兵占領(lǐng)了新疆伊犁地區(qū)。光緒四年(1878年)，左宗棠收復新疆，沙俄拒不歸還伊犁。清政府派崇厚為使臣赴俄談判索回失地。昏庸無能的崇厚在沙俄的利誘威脅下，于光緒五年(1879年)十二月二日擅自與沙俄簽訂了喪權(quán)辱國的《里瓦兒亞條約》。根據(jù)該約，中國雖然收回了伊犁這座孤城，卻喪失了大片土地，除割去霍爾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饒的領(lǐng)土外，還要賠款500萬盧布。

消息傳來，朝野震驚，舉國嘩然。迫于壓力，清廷不予批準承認這個喪權(quán)辱國的條約，將崇厚革職查辦，并令左宗棠做好戰(zhàn)爭準備，以防不測。沙俄惱羞成怒，派大軍屯集邊境，并調(diào)集軍艦游弋遠東。此期間，由于沙俄國內(nèi)出現(xiàn)了一些變故，俄方同意了清廷的重新談判的要求。

光緒六年(1880年)二月，清廷派駐英公使曾紀澤兼任出使俄國欽差大臣，修訂崇厚先前所立的條約。曾紀澤知道自己面臨要打交道的是一個異常貪婪蠻橫的國家。但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他沒有其他的選擇，只有義無反顧知難而進，曾紀澤決心“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曾紀澤認為伊犁戰(zhàn)略地位極其重要，放棄伊犁等于放棄整個新疆。于是，他提出以金錢換土地，即使多賠點錢也要收回土地，錢是可以再生的，土地失去則不能再回。這一外交策略在當時可謂卓有見識。

光緒六年六月，曾紀澤抵達彼得堡，開始長達半年的艱難談判。與曾紀澤談判的是俄國代表是外交大臣格爾斯和駐中國公使布策，這兩人十分霸道蠻橫強硬，堅持不改崇厚先前所立的條約。

他們對曾紀澤說：“兩國全權(quán)大臣已經(jīng)簽訂好了條約，沒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了。”

曾紀澤語氣堅定地回答：“因為中國的使臣崇厚失職，違背了朝廷的旨意，所以這個條約理應(yīng)酌情進行修改。”

格爾斯和布策又說：“崇厚是頭等全權(quán)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無全權(quán)，怎么能夠修改崇厚與我們簽訂的條約呢？”

曾紀澤針鋒相對：“我既然是駐俄公使，就有權(quán)同你們談判修改條約的事。”

格爾斯和布策被頂?shù)脽o話可說，只好同意與曾紀澤談判。曾紀澤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條條列出。格爾斯看后暴跳如雷：“這不是把前面所訂的條約全部推翻了嗎？俄國沙皇已經(jīng)向清朝廷提出最后警告，假如不批準以前簽訂的條約，我們就只能用大炮來發(fā)言了。”

曾紀澤毫不退縮地回答：“如果兩國間不幸發(fā)生戰(zhàn)爭，中國用兵向俄國索還土地，那就什么地方都可以索取，決不只限于一個伊犁。”

幾天后，格爾斯和布策又蠻橫地向曾紀澤提出：“我們守衛(wèi)伊犁的軍費總共為1200萬元，中國必須予以賠償。”

曾紀澤冷笑道：“雙方還沒有打仗，哪里跑出來的軍費？”

格爾斯和布策說：“如果你們不答應(yīng)，俄國只好開戰(zhàn)了。”

曾紀澤不卑不亢，針鋒相對：“中國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此事，中國百姓未必不愿與俄一戰(zhàn)。一旦打起仗來，誰勝誰敗還不一定呢。中國人堅忍耐勞，縱使一戰(zhàn)未必取勝，然中國地方最大，雖數(shù)十年亦能支持，想貴國不能無損。大清如果獲勝了，那俄國也必須賠償我們軍費。”

其時，俄國內(nèi)有國事不寧，外有左宗棠有作戰(zhàn)準備，沙俄自然不敢輕舉妄動。再加上曾紀澤恪守“替國家保全大局”的信條，以其非凡的毅力和堅韌，始終如一不為利誘，不折不撓，不屈淫威，“逐日爭辯，細意推敲”，始終表現(xiàn)出“不肯茍且遷就之意”，極力維護國家的主權(quán)和尊嚴。雙方正式會談辯論有記錄可尋為51次，反復爭辯達數(shù)十萬言。終于迫使俄國政府修改條約，除了將伊犁歸還中國外，又還了伊犁南面的一大片領(lǐng)土。曾紀澤不辱使命，成為中國近代第一個英雄式的外交大臣。

光緒七年(1881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后，雙方重訂《中俄伊犁條約》，此次簽訂的條約全稱為《中俄改訂條約》，用中、俄、法三國文字繕就定稿，中文約本有數(shù)頁是曾紀澤親手書寫。

條約的主要內(nèi)容是：(一)沙俄歸還其強占的中國伊犁地區(qū)，但為安置“入俄籍而棄田地之民”，霍爾果斯河以西和伊犁河南北兩岸的中國大片領(lǐng)土交由俄方管理。約2萬多平方公里的伊犁等9城。(二)規(guī)定“伊犁居民，或愿仍居原處為中國民，或愿遷居俄國入籍者，均聽其便”。(三)中國賠款900萬盧布(約合509萬兩白銀)，用以“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費”及“補恤”俄商、俄民等。(四)俄商在中國新疆各城貿(mào)易，暫不納稅;在中國蒙古地區(qū)貿(mào)易，照舊免稅。(五)準俄國在肅州(指肅州所屬的嘉峪關(guān)，在今甘肅嘉峪關(guān)市)和吐魯番增設(shè)領(lǐng)事。

《中俄改訂條約》與俄國與崇厚簽訂的《里瓦幾亞條約》相比，除賠款增加了四百萬盧布外，在界務(wù)和商務(wù)方面，中國都爭回了很大一部分主權(quán)。更為重要的是，這個條約是從沙俄已經(jīng)到手的利益中挽回的，是虎腹取食，曾紀澤實現(xiàn)了“挽狂瀾于既倒，探虎口而索食”。這一次談判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談判，外交勝利。

簽字之后，沙俄代表格爾斯握著曾紀澤的手說：“我辦外國事件四十二年，所見人才甚多，今與貴爵共事，始知中國非無人才！”稱他為“世界罕見的使才”。

光緒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欽差大臣、全權(quán)代表、中國駐俄公使曾紀澤與俄國外交大臣格爾斯重新簽訂的《中俄改訂條約》正式對外發(fā)布。

此條約一公布，世界輿論頓時一片嘩然。

英國駐俄國公使德佛欏當日向英國外交部電告此事時稱：“奇跡！中國的曾紀澤已迫使俄國做出了它未做過的事，把業(yè)已吞下去的領(lǐng)土又吐了出來！”

法國駐俄公使商西由衷贊嘆：“無論從哪方面看，中國的曾紀澤創(chuàng)造的都是一個奇跡！”法國籍軍官日意格的評價則是：“我沒有看錯，曾紀澤確是我接觸到的所有外交官當中最優(yōu)秀的一個！”

英、法、美等國的各大權(quán)威報紙均載文評論說：“中國的天才外交官曾紀澤創(chuàng)造了外交史上的一個奇跡，他迫使大俄帝國把已經(jīng)吞進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來。這是俄國立國以來不曾有過的事情。”

晚清學者俞樾用了十六個字評價了曾紀澤的這次外交功績：“公踵其后，十易八九，折沖樽俎，奪肉虎口。”

伊犁談判的成功，提高了清王朝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一改中國近代以來“奴才外交”的懦弱形象。

中國先睡后醒論

法國對越南垂涎已久，光緒九年(1883年)，法軍由海、陸兩路挑起戰(zhàn)爭，威逼清廷就范，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曾紀澤又與法國展開外交斗爭。曾紀澤主張“堅持不讓”，“一戰(zhàn)不勝，則謀再戰(zhàn);再戰(zhàn)不勝，則謀屢戰(zhàn)”。認為中國應(yīng)取“剛嚴”之態(tài)，整軍備戰(zhàn)，以戰(zhàn)求和。法國見曾紀澤不好對付，向清政府提出撤換曾紀澤為議和條件。迫于法方壓力，清廷免除了曾紀澤駐法使節(jié)之職，由李鴻章在天津與法國簽訂了《中法新約》，將中國在越南的一切權(quán)益徹底放棄。曾紀澤聞訊，極為悲憤，斥責李鴻章“聞法不索軍費，遂將全越讓之”，完全是目光短淺之舉。

曾紀澤卸駐法大臣職后仍為駐英、俄大臣。光緒十年(1884)三月，他幾經(jīng)周折與英國議定《洋煙稅厘并征條約》，為清政府爭回每年增加煙稅白銀200多萬兩。

曾紀澤在出使英俄期間，他感知到清王朝順應(yīng)世界潮流的變局已經(jīng)到來，清王朝這頭睡獅正在醒來，“中國真醒大醒”，“無復有睡之意矣”。他用英文作《中國先睡后醒論》，發(fā)表于倫敦《亞洲季刊》上。文章義正辭嚴地駁斥了列強對中國的鄙視，指出外來侵略足以“喚醒中國于安樂好夢之中”，中國“全備穩(wěn)固可翹足以待”。曾紀澤對民族振興國家強盛滿懷信心。

光緒十二年(1886 年)，曾紀澤奉旨回國，雖先后在海軍衙門、總理衙門、兵部等部門任職，但并無實權(quán)，無所作為。他曾作詩自嘆：“年來益覺名心淡，好夢時時在故鄉(xiāng)。”在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晚期，曾紀澤的政治主張始終無法實現(xiàn)，這是他抱憾終身的痛楚。

光緒十六年(1890年2月23 日)，突患中風的曾紀澤卒于任，時年51歲。朝廷循例撫恤，加太子少保，謚惠敏。正當國家多難之秋，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偉大的外交家，一代外交巨子溘然長逝，令人扼腕嘆息。國際輿論普遍認為曾紀澤的辭世是中國外交界的重大損失。

沒有了曾紀澤的晚清王朝，外交從此進入了“磕頭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