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英，努爾哈赤的長子，生于萬歷八年(1580年)，他從小在血雨腥風中長大，在跟隨努爾哈赤南征北戰中，成長成一位勇猛無敵的戰將。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十八歲的褚英第一次率領一千人出征其他部落就獲得大勝，凱旋而歸。努爾哈赤對他的首戰出色表現很是滿意，賜予他“洪巴圖魯”(滿語，旺盛的勇士)稱號，并晉封他為貝勒爵位。在與烏拉部落戰役中，褚英奮勇當先建立功勛，努爾哈赤授予他“阿爾哈圖土們”(滿語，廣略之意)稱號。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褚英又一次單獨領五千人馬出征，殺敵三千，繳獲大量盔甲等戰利品。在以騎射為第一生存手段的部落里，在以弓馬奪天下的年代，褚英的驍勇善戰令努爾哈赤十分欣喜，他為自己長子優異的表現而興奮，他認為褚英可堪大任。

萬歷四十年(1612年)，五十三歲的努爾哈赤決定選立一位繼承人，這個人選自然落在褚英身上。褚英成了建州女真部落的二號人物，處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褚英成為繼承人之后，就立即想建立與自己新身份相匹配的個人權威。他要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四貝勒”宣誓效忠于他。但“四貝勒”不能接受在父親之外再有人對他們發號施令，更不能接受褚英向他們索要馬匹以及財物的行為，他們紛紛進行了抵制。早年跟隨努爾哈赤打江山的費英東、額亦都、扈而漢、何和里、安費揚古“五大臣”，都建立了各自的功勛，他們也都看不慣褚英指手畫腳狂妄自大的做法，因而“五大臣”對褚英的號令也是不冷不熱。

褚英在有了繼承人的身份后，他就被徹底的孤立了。原本勾心斗角互相拆臺的“四貝勒”為了一個共同目的結成了同盟，共同對付他們將要面對的新君褚英。“五大臣”為了保全眼前的既得利益和將來不被褚英誅殺，也都紛紛表示了各自對褚英的不滿，他們也都想扳倒褚英。褚英是在刀尖上成長起來的，從小接受的都是用武力說話，他的政治謀略和玩弄權術幾近白癡。他認為要讓“四貝勒”和“五大臣”俯首稱臣，最好的辦法就是武力解決。為此，他毫不掩飾地公然叫囂：“我繼位后，會將與我作對的的弟弟和大臣通通殺掉。”

褚英這樣不知韜光養晦，鋒芒畢露，殺機四射的心態;緊逼不舍，殺氣騰騰的言語，讓“四貝勒”“五大臣”都感到自危。共同的安危、利益使他們結合在一起，經過暗中一番策劃，他們決定聯手向努爾哈赤告發褚英。他們告褚英三大罪狀：一是致使“四貝勒”“五大臣”彼此不團結;二是索要各位弟弟的馬匹和財物;三是聲稱他繼位后，“將誅殺與我為惡的諸弟、諸大臣”。

當努爾哈赤把控告褚英的文書拿給褚英看時，褚英毫不隱晦地承認自己是曾說過這樣的話。立褚英當繼承人引起這樣大的矛盾，這是努爾哈赤沒有料到的。是維護褚英的繼承人地位，還是站在眾人的一面，予以撤銷？這讓努爾哈赤很棘手，也感到十分痛苦。褚英勇猛有余，智謀不足，自己打下的江山交在他的手上，真是無法放心。另一方面，“四貝勒”各自都是旗主貝勒，都擁有很大勢力，都是努爾哈赤不可或缺的基石。“五大臣”曾與他一起出生入死幾十年，為他赴湯蹈火開辟疆土，是他的股肱心腹，沒有他們就沒有建州部落的生存和發展。還有一點，那就是褚英對權力表現的虎視眈眈，急不可耐，很可能會做出出格的事情來奪取他的地位。

“兩害相權取其輕。”權衡利弊之后，為了女真的基業，努爾哈赤決定站在人心所向的一邊。他毅然收回了給褚英多于其他人的財物，給眾人進行了平分，嚴重削弱了褚英的勢力。努爾哈赤對褚英開始有意疏遠，幾次征戰都沒有讓褚英隨行，并且連守衛建州之責也沒有交給他。這等于向世人宣布，褚英實際上已經失去了繼位人的地位。對父親這樣的抉擇，褚英惱羞成怒，一次在努爾哈赤率兵出征時，他對自己的親信說：“父王把原屬于我的部眾與諸弟均分，我再也活不下去了，我寧愿死掉。這次建州兵出征失敗才好呢。如果他們敗退回來，我不讓他們進城。”此時的褚英已是眾叛親離，他的這番話被一名親信向努爾哈赤進行了告發。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努爾哈赤將褚英囚入高墻幽禁起來。

據《舊滿洲檔案》記載：此時的努爾哈赤正在籌劃建立政權，他考慮到若是保全褚英，讓他繼續存在，則會導致大局不穩甚至眾叛親離。于是，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努爾哈赤痛苦地做出了除掉褚英的決定。這位三十六歲的繼承人就這樣做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后金政權或者可以說清王朝歷史上，第一位公開的指定繼承人以失敗終結。第一位繼承人不僅從最高位置上栽了下來，而且還丟了身家性命。

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稱汗，改元天命元年，國號大金。這時據褚英被處死僅僅不到半年時間。褚英的悲劇告訴人們，在政治權力的逐利場上，政治成熟很重要。什么坑蒙欺騙，撒謊抵賴，死不認賬，無中生有，栽贓陷害，顛倒黑白，這些都是政客經常用來保護自己、中傷他人的必備手段。政治上天真坦率豈不是在出賣自己？這樣的“智慧”如何能趟得了政治權力的渾水？

明崇禎皇帝在刺殺自己女兒長平公主時，道出亡國之君最大的人倫之痛：“汝何故生我家！”不管努爾哈赤有沒有這樣的想法，后世看歷史，歷史總有著驚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