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閹宦為害頗烈，史書稱：“考其禍敗，其去漢、唐何遠哉！”其禍肇始于王振，越發于劉瑾，而致極于魏忠賢，此三人為明代宦豎中弄權害政之最可惡者，此外仍有汪直、梁芳、曹吉祥之流，其破壞力較王劉魏三人雖略遜一籌，卻也極盡禍國殃民之能事。大明帝國之最后傾亡，此類群小作孽頗多，其咎難逃。然細觀史書所載，此儕亦“間有賢者”，雖為數不多，今人于其同類為非作歹者深感痛恨之余，對其當中之一二賢者亦當有所注意，并給予公正首肯，以全前史之本來面目。

三保太監鄭和，率眾歷盡千險，七下西洋，開創前無古人之壯舉，恃強而不凌弱，播揚我中華友好和善之誠意，促進了中土與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非洲間之經濟文化友好交流，其功業至今為世人稱嘆不止。

太監懷恩，憲宗在位時掌管司禮監，當時“汪直理西廠，梁芳、韋興等用事”，但由于懷恩官位在汪梁等人之上，且其“性忠鯁無所撓”，使得“諸閹咸敬憚之”，而使得汪梁等人不敢像王劉魏三人那樣過分地胡作非為。懷恩為保全朝中善類，亦是用心良苦，費力頗多。時為刑部員外郎的林俊“性侃直”，“上疏請斬妖僧繼曉并罪中官梁芳”，梁芳為憲宗所寵愛萬貴妃賞悅，繼曉則因進獻秘術而為憲宗本人寵信，故“帝大怒”，將林俊“下詔獄考訊”并“欲誅之”，懷恩全力護救，以致憲宗龍顏大怒，“投以硯曰：‘若助俊訕我。’”盡管如此，懷恩仍不作罷休，“免冠伏地號哭”，在被皇帝轟出朝堂之后，派人告誡拷問林俊的鎮撫司官吏不可濫殺忠良，賴其保全之下，林俊最終得以獲釋。憲宗曾因星變而罷黜傳奉官（指不經吏部，不經選拔、廷推和部議等選官過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吏，常導致官員冗濫），而“御馬監王敏請留馬房傳奉者，帝許之”，此事為懷恩知道后，將其大訓一番：“星變，專為我曹壞國政故。今甫欲正之，又為汝壞，天雷擊汝矣”，使得“敏愧恨，遂死”，其一身正氣可見一斑。還有一事亦體現其作風之正派，一名章瑾者企圖通過進獻寶石來求得錦衣衛鎮撫一職，被懷恩嚴詞拒絕：“鎮撫掌詔獄，奈何以賄進。”憲宗晚年，“惑萬貴妃言，欲易太子”，也是“恩固爭”，才得以保全，但自己卻被“斥居鳳陽”。孝宗即位，將其召回，“仍掌司禮監”后，懷恩也是積極告勸新皇帝斥逐奸猾小人萬安，重用以直諫而名的王恕，在其用力之下，“一時正人匯進”，其死后，“賜祠額曰顯忠”。

宦者覃吉，孝宗為太子時，侍奉左右，“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多次引導儲君向善，當“憲宗賜太子莊田”時，“吉勸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并諷勸太子勿近荒誕不經之佛書，而應學習導人向善之《孝經》諸書，史稱“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太監李芳，為“穆宗朝內官監太監……以能持正見信任”，曾彈劾過世宗朝“以營造躐官工部尚書，修盧溝橋，所侵盜萬計。其屬冒太仆寺卿、苑馬卿以下職銜者以百數”的工匠徐杲，致使徐杲“下獄遣戍”，并“盡汰其所冒冗員”，“又奏革上林苑監增設皂隸，減光祿歲增米鹽及工部物料”，為國盡忠不淺。當時“司禮諸閹騰祥、孟沖、陳洪方有寵，爭飾奇技淫巧以悅帝（指穆宗）意，作鰲山燈，導帝為長夜飲”，即引導作為一國之君的穆宗不務正業，嬉玩怠政，對此，李芳“切諫”，卻使得“帝不悅”，并在騰祥等輩群小的諂陷下，“下刑部監禁待決”。

萬歷一朝礦監稅使四出搜括，切削小民，為害地方，弄得舉國不得安寧，但其中亦不乏善類可陳者。時為司禮監秉筆太監的陳矩，史稱其“為人平恕識大體”。萬歷三十一年，有人作名為《續憂危竑議》的妖書造謠生事，“言貴妃與大學士朱賡，戎政尚書王世揚，三邊總督李汶，保定巡撫孫瑋，少卿張養志，錦衣都督王之禎，千戶王名世、王承恩等相結，謀易太子”，惹得神宗龍顏大怒，“敕矩及錦衣衛大索，必得造妖書者”，圣意之下，“大獄猝發，緝校交錯都下，以風影捕系，所株連甚眾”，某些奸佞小人想借此機會對其平素所嫉之人進行打擊報復，如“（王）之楨欲陷錦衣指揮周嘉慶，首輔沈一貫欲陷次輔沈鯉、侍郎郭正域，俱使人屬矩”，其時所陷之人多為朝中正類，“鯉素鯁亮”，“正域博通載籍，勇于任事，有經濟大略，自守介然，故人望歸之”，而王之楨則是與“同官周嘉慶有隙”，于是“矩正色拒之”。最后結果是，“鯉、正域、嘉慶膠株連者，皆賴矩得全”。萬歷三十三年升掌司禮監后，陳矩仍善舉頻行，“帝欲杖建言參政姜士昌，以矩諫而止”，“云南民殺稅監楊榮，帝欲盡捕亂者，亦以矩言獲免”……，其死后，“賜祠額曰清忠”。

王安，于萬歷二十二年由“陳矩薦于帝，命為皇長子伴讀”，當時萬歷皇帝所寵“鄭貴妃謀立己子，數使人摭皇長子過。安善調護，貴妃無所得”。謀害太子的“梃擊案”發生后，鄭貴妃擔心禍及己身，“安為太子屬草，下令旨，釋群臣疑，以安貴妃”，兩邊各作保全，其智其忠由此不難看出。光宗即位后，“擢司禮秉筆太監，遇之甚厚。安用其客中書舍人汪文言言，勸帝行諸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稱賢”。移宮一案當中，西宮李“選侍與心腹閹李進忠（即魏忠賢）等謀挾皇長子自重，安發其謀于（楊）漣”，使得熹宗順利即位，避免了李選侍及閹豎魏忠賢乘此時機玩弄大權。可惜的是，魏忠賢與客氏掌權后，王安最終為其合謀所害。

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進攻北京，都城即將陷落，大勢已去之時，提督京宮的太監王承恩，仍“急發炮擊之，連斃數人，而諸珰泄泄自如”，“帝崩于壽皇亭”后，“承恩即自縊其下”。常言道，“患難見真情”，與其相比，國難當頭因貪生怕死或棄城而走，或開關迎降的高起潛、杜勳等輩則難免為后人所唾棄不齒了。福王當國時，賜其謚“忠愍”，“建旌忠祠祀諸死難者，以王承恩為正祀”，大清立國于北京后，“賜地六十畝，建祠立碑旌其忠，附葬故主陵側”，可見其事主之忠心亦為時人所深深欽服。

閹宦之人所罹身體之禍，太史公稱之曰：“最下腐刑極矣！”于此痛慘境遇之下，仍能上匡君失，忠心事主，或保全善類，攘除奸佞，或實心用事，公忠體國，其身正行端之浩然大氣豈能不為吾輩所景仰有加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