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民國二年)算是個袁世凱年，這一年，他解散了最大的對手國民黨，無論是孫中山的“打到北京去，消滅袁世凱”，還是黃興的“讓法律來說話”，抑或宋教仁的“黨是對抗北洋軍閥的唯一武器”，都不可避免地先后失敗了。《中華民國約法》取代了《臨時約法》，新約法規定，大總統任期十年，可以無限連任，大總統任期即將結束時，有權推舉三個人作為下一屆總統候選人，這種做法幾乎與帝制無異。明眼人都知道，袁世凱這回要搞家天下了。當然，稱帝不是說稱就能稱的，還是要名正言順，搞的“民心所向”才可以。

要稱帝，首先就得有民意，于是各色請愿團粉墨登場。當時的請愿團多如牛毛，什么商界請愿團，公民請愿團，人力車夫請愿團，甚至于妓女請愿團，乞丐請愿團都出來了。似乎這袁世凱要是不當皇帝，這乞丐乞討，妓女賣淫都失去了原本的價值和意義。

擁袁世凱為帝，最開始，是湖湘才子楊度奠定理論根基的。1915年4月，楊度完成論著《君憲救國論》，該文洋洋灑灑，長達兩萬多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論述君主立憲救國的理由，中篇論述總統制的缺漏，下篇批判清末民初的立憲。他的主要觀點是：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終歸亡國而已。在楊度看來，共和國必須有很深的民主自由傳統，一般意義的共和國，經濟強盛，軍事實力相對較弱，比如美國和法國等；共和國的國家元首由選舉產生，往往會導致政局不穩。至于君主立憲國家，一般都有服從和等級的傳統；君主立憲的國家，一般來說軍事實力比較強大，比如英國德國。楊度還根據中國國民認識的現狀出發，認為中國人多數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因此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

1915年8月中旬，袁世凱授意參政院參政楊度組織了籌安會，鼓吹民主不適合我國國情，主張君主立憲；又秘密組織了一個由內務總長朱啟鈐和梁士詒、段芝貴等組成的十人班子，作為發動帝制的中心，著手籌備。8月30日，這個班子又秉承袁世凱之意，密電各省將軍、巡按使，把利用民意的意圖說得一清二楚：“現擬定第一次辦法，用各省公民名義，向參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請愿改革書，表示人民趨向君主之意，再由立法院議定進行之法。大致每省各具一請愿書，均由此間代辦，隨將底稿電聞，諸公同意，即將尊名并貴省同意紳商列入，俟立法院開院時，各省陸續呈遞。總之，改革國體問題，將來必用民意機關解決之。”

楊度等恃有袁世凱為后臺老板，不顧全國人民反對，公然把一些來京的各省籌安會代表和旅京人士，組成所謂“公民請愿團”，于9月2日向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遞交請愿書，請求改變國體。

恢復帝制浪潮就這樣愈演愈烈。于是參政院開會，研究處理公民請愿問題。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在會上代表袁世凱發表書面講話，聲稱：“維持共和國體，尤為本大總統當盡之職分。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行立法院請愿改革國體，于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難相容，然大總統之地位，本為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這種吞吞吐吐的“表態”，對于變更國體態度十分曖昧，似乎既是贊成又是反對。不過弦外之音顯然很清楚，那就是如果全國人民硬要袁世凱做皇帝的話，他也會尊重和服從國民的意愿。

搞了這么多事情出來，袁世凱稱帝的心思已經是昭然若揭，但是他還是有顧慮的，這個顧慮就來自日本。當時的國際情況，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西方國家要不是滿頭膿瘡，就是心肌梗塞，根本沒有時間往東邊看。東方的大小事情，大多還是那個1895年打敗了他老師的小日本說了算。日本人如果不贊成他稱帝，那事情就非常不好弄了。其實日本一向把袁世凱看成它控制中國的一個障礙，因為袁世凱和日本打交道幾十年，對日本非常了解，而且也有一套手段，硬的、軟的，你想把他擺平了很難的。所以日本視他為控制中國最大障礙。應該說，日本在袁世凱稱帝的事情上是不怎么支持的，偏偏這個時候還有一個夢想著做“皇太子”的袁克定。

當時日本外務省在北京主辦的一份報紙，名叫《順天時報》，主要介紹日本的化妝品和小百貨，有時也會刊登些時政文章，其言論多代表了日本的官方立場。為了替袁世凱徹底掃除稱帝的思想障礙，袁克定不惜重金雇請槍手打造了一個工作團隊，專門負責偽造只給袁世凱一個人看的《順天時報》。很明顯，在這份袁記《順天時報》里登得自然都是些鼓吹帝制，贊成稱帝的文章。這讓袁世凱開始漸漸打消了自己的顧慮，真的認為自己稱帝是萬民所向了。當然這件事后來還是穿幫了，如果不是袁世凱的三女兒袁靜雪偶然發現包核桃、板栗等干果的《順天時報》跟自己在家看的《順天時報》大相徑庭，從而向袁世凱報告，袁世凱恐怕至死都還蒙在鼓里，但此時的袁世凱心思已定了。

袁世凱的半推半就，明顯地就是慫恿人們繼續努力。人們看出了袁世凱的心思，爭先恐后地開始“進諫”了。雄踞山西的閻錫山不但上表勸進，而且為表忠心，閻竟派人將父親閻書堂送到北京，表面上是請老人家逛逛北京，實則是把父親作為人質，好讓袁世凱放心。四川都督陳宧離京就職前更是專門跑到袁世凱的家里聲淚俱下地勸袁世凱稱帝，他說這共和國體為世人所詬病，弄得民國不如大清，一日亂似一日，大總統您一定不能顧一己之私而辜負了天下黎民啊。言之切切，說得你都不好意思拒絕。以袁世凱的政治手腕，他并沒有當面回絕，而是說，這東西我沒研究，你還是找我兒子袁克定談談吧。陳宧剛退下去去找袁克定，傭人就傳來了袁世凱的旨意，說讓袁克定和陳宧結拜為兄弟。

也有不愿意但被逼著勸進的人，被稱為財神的梁士詒本來是不贊成袁世凱稱帝的，據說，袁世凱曾14次請梁發表對帝制與共和的看法，梁都佯裝不知。但這次，箭在弦上，到了非站隊表態的時候，梁士詒無法只得召集來平時一干要好的政治盟友，說，現在的形勢，贊成稱帝是不要臉，不贊成稱帝是不要頭，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頭之不在，哪有臉面？結果大家一致商量的結果還是頭比臉面重要得多。

袁世凱帝制運動中，最重要，也是心思最復雜的群體，就數段祺瑞、馮國璋等手握重兵的北洋軍人了。雖然袁世凱對這些手下大將一直很倚重，也有很深的私人情緣，但段祺瑞和馮國璋知道，袁世凱一旦稱帝，皇位世襲，他們的“總統夢”便會隨之破滅，就得終生俯首稱臣。從內心當中，這些老部下也是有抵觸的。并且，袁世凱自當政后，一直強調“軍人不得干涉政治”，要求各省的都督只管軍事，各省又另設一個民政長，相當于現在的省長。這樣的方式，也讓軍人出身的段祺瑞和馮國璋很不感冒。馮國璋因跟袁克定關系一直不睦，對袁世凱的稱帝更是心有忌諱。有一次馮國璋由南京來拜見袁世凱，有意無意間馮便提到了外界盛傳的稱帝一事。馮國璋說，大人如順民意稱帝，我等一定全力支持。明眼人一聽就知道，這馮國璋哪里是來勸進的嘛！分明就是來警告和恐嚇。便接著馮國璋的話茬往下說，“以事實論，民國總統既無異人任，且今日行總統責任制，權利無所不足，何故為此？”“即使改為君主，也未必比現在更好！且所謂君主者，不過為世襲……我對于我的兒子，即使是給他們一個排長的職務，也難以放心，怎么可以以天下之重任交給他們呢？而且自古以來，君主傳不了幾代之后，子孫往往遭受到不測之禍，我何苦要把這樣危險的事情加于我的子孫呢！”

聽到他這么說，馮國璋就開始一力宣布袁世凱并無稱帝之心，一切都是外界訛傳，不要誤會了大總統的一片赤誠云云。而此時袁世凱也一反以前任由輿論泛濫的勢態，主動出來辟謠，說自己絕無稱帝之思想，這些所謂的東西都是不滿政府的人捏造出來故意丑化領袖形象的，為此他還專門接受了美國《獨立周刊》記者的采訪。并說，相信《獨立周刊》一定有能力將他這一想法告訴全世界眼睛雪亮的群眾，這下很多人釋然了，認為可能大家真的誤會袁世凱了。可就在這話說出去還沒兩天，那篇專訪都還沒發出來呢，12月11日上午9時，袁世凱操縱的國民大會便在君主立憲還是共和的問題上選擇了君主立憲，然后袁世凱推翻一切前言匆忙地就要在北京稱帝了。

1912年3月10日，身穿前清陸軍上將軍常服的袁世凱（前中）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后，與部分政府官員和外國使節合影。左前一為孫寶琦、前右二為陸徵祥、二排左二為蔭昌，蔭昌右為梁士詒

9月1日，參政院開幕，請愿團紛紛向參政院請愿施行君憲制。蔡鍔、沈云沛、周家彥等人也在同日請愿改變國體。袁世凱在9月6日說：“本大總統所見，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應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窒礙。本大總統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為不合事宜”。梁士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國請愿聯合會，向參政院呈上二次請愿書，要求召開國民會議，票決國體。10月6日，參議院收到建議改國體為君憲制的各省代表請愿書83件。依參政院起草的《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由全國選出的國民代表共計1993人于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時就國體變更問題投票，結果全票通過君憲制。

這場所謂的“全票通過”背后有著十分可笑的故事，各省為了圓滿完成投票任務，首先在從將軍署大門至投票廳的路上全部布滿武裝士兵，讓這些代表們從刀叢槍林中走過，先給他們一種陰森森的恐怖感；然后就是將軍、巡按使發表演說，痛詆共和，稱頌君憲，要代表慎重從事；最后在虎視眈眈的監視人員監視下投票，代表稍有交頭接耳，即遭大聲呵斥。

四川將軍陳宧尤其獨出心裁，別具一格。他在會場之外也派有武裝崗兵，來往巡回。代表簽到后，招待員即引入休息室進行安全檢查，以防革命黨混充代表，在會場內投炸彈，打手槍。場內每個代表桌上，放有毛筆一支，墨盒一方，點心一盤，筆桿上、墨盒上均刻有“贊成帝制”四字，點心是綠豆做的潮糕，糕面上也有“贊成帝制”四字。主席宣布投票的意義后，眾多的監視人員用手指著墨盒和點心，口中連叫“寫”！看見有人沉思，便連聲不斷地喊：“快寫，快寫！”與場內相配合，場外的士兵也把槍栓拉得嘩嘩作響。這樣的“民主投票”帶來的結果當然是全票通過。在各省上報的推戴書中都有如下四十五個字：“謹以國民公意，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并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一字不差，一字不少。之所以出現這種“巧合”，是由于朱啟鈐等人10月23日密電各省，專門就推戴書問題做過指示，特別聲明此四十五字系“必須照敘字樣”，“萬勿絲毫更改”。就這樣，袁世凱就以1993張全票被推戴為中華帝國的皇帝。

1915年12月11日，各省代表請袁接受推戴書，袁以“民國初建，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愿竭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為由婉拒。當晚，孫毓筠等人又以參政院總代表的名義呈遞二次推戴書，稱：

“ ……前此之宣誓，有發揚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國元首循例之詞，僅屬當時就職儀文之一。當日之誓詞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國之國體。國體實定于國民之意向，元首當視乎民意為從違。民意共和，則誓詞隨國體而有效；民意君憲，則誓詞亦隨國體力變遷。今日者，國民厭棄共和，趨向君憲，則是民意已改，國體已變，民國元首之地位已不復保存，民國元首之誓詞當然消滅。凡此皆國民之所自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12日早袁世凱申令“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億兆推戴，責任重大，應如何厚利民生，應如何振興國勢，應如何刷新政治，躋進文明，種種措置，豈于薄德鮮能所克負荷。前次掬誠陳述，本非故為謙讓，實因惴惕文縈，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子無以自解，并無可諉避”，袁接受第二次推戴后，擬定《新皇室規范》：

“……親王、郡王可以為海陸軍官，但不得組織政黨，并擔任重要政治官員；永廢太監制度；永廢宮女采選制度；永廢各方進呈貢品制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爭利……”

至此以后，中華帝國進入籌備階段，欲改年號為洪憲，意為洪揚憲法，定1916年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改總統府為新華宮。袁世凱下令成立登基大典籌備處，以朱啟鈐為辦事員長，專門承辦袁世凱的登基大典。袁世凱下令成立登基大典籌備處，定于1916年1月1日舉行登基大典，以朱啟鈐為辦事員長，專門承辦袁世凱的登基大典。袁世凱為登基大典而成立的籌備處就花掉了3000多萬元，真可謂是花錢如流水。

可惜，天不遂人愿，袁世凱最終還是沒登上這個為他量身定做的皇位。蔡鍔、唐繼堯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聯名通電全國，宣布云南獨立，舉行護國運動，西南爆發反袁運動。此時距離袁世凱通電全國稱帝僅僅過去兩周的時間。蔡鍔在缺少裝備軍餉的情況下，獨自率領三千滇軍子弟兵踏上征途，向北方強大的北洋勢力宣戰。蔡鍔以近乎決死之心態，率兵討袁，護國軍上下官兵也受到鼓舞，士氣旺盛，與此相反的是，袁世凱的北洋軍閥們，卻是另外一番景象，雖然袁世凱迅速集結了三路大軍，共計十萬余人，但是前線各路將軍，卻以一種默許的姿態消極抵抗，以至于只有三千人的護國軍，在蔡鍔的率領下，輕而易舉的從云南打到了四川。

但是蔡鍔的護國軍畢竟兵力不足，當部隊千里躍進，攻入四川之后，補給供應也出現了問題，這個時候數支北洋勁旅，已經將護國軍團團圍住但是大部分的北洋將領消極應戰，雙方陷入到不戰不和的僵持狀態，戰場上迎來了短暫的寧靜。但是在戰場之外，反對帝制的呼聲卻風起云涌。在國內一片反袁呼聲之中，俄、英、法等國也隨著形勢變化，調整了外交政策，公使們紛紛指出變更國體，將惹起意外之擾亂。而在云南起義之后，原本不怎么待見袁世凱的日本更是見風使舵，宣布不接待袁世凱派往東京的特使，并且指責袁世凱斷然推行帝制，拒絕承認洪憲皇帝，這種明確的反對態度，讓袁世凱感覺到形勢在迅速惡化。

面對這樣的舉國征討，部分官員及參政院奏請袁世凱早日登基，可惜的是，隨著戰勢的加劇，人心不穩，黔、蜀、粵等省相繼宣布獨立，馮國璋于1916年3月18日聯合5名將軍發密電致各省將軍，就迅速取消帝制、懲辦禍首、停戰議和等征求各省將軍同意。袁世凱在內外交困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召秘書張一麟起草文告宣布取消君主立憲國體，退回各省區推戴書，所有籌備事宜停止，中華帝國隨之流產，張一麟憶述當時情形：

“……那天，項城把我叫去說：‘我糊涂，沒能聽你的話，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將擁戴書焚毀。我說：‘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說：‘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別人’，袁還曾說：‘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貴、官爵、利欲者，乃真國士也。仲仁在予幕數十年，未嘗有一字要求官階俸給，嚴范孫（嚴修）與我交數十年，亦未嘗言及官階升遷，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國士在前，而不能聽從其諫勸，吾甚恥之。……總之，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袁世凱在《撤銷帝制令》中申明道，民國建立以來變故紛乘，憂國人士多主張恢復帝制以結束爭端。1913年后，主張帝制的聲音不絕于耳，每次都遭他呵斥。1915年形勢有變，多數人都說若不施行君主立憲制，就不能救亡圖存。且看墨西哥革命后的內戰及葡萄牙第一共和國成立后爭權奪利的斗爭，越南、緬甸一定會步其后塵。帝制論者言之有理，各界紛陳來電呼吁帝制。而自己一再聲明有維護國體之責，但主張帝制者依然堅持，所以他決定由國會解散國體，大家一致贊成君主立憲。他說，數千年來帝王子孫之禍不斷，而主張帝制者本意是鞏固國基，然愛國誤入歧途足以害國。反帝制者也發表了政見，但不能矯枉過正，危機國家。他望各方摒棄異見、同心協力，神州華裔不應同室操戈。并將所有責任歸咎于己，不怪罪他人。

直至袁世凱對內宣布取消帝制都沒有正式登基，洪憲年號也僅在內部流傳，對外仍稱民國，故袁世凱當時也僅僅是民國大總統，取消帝制后滇軍也沒有放過袁世凱，仍堅持要袁下臺，革命黨人繼續動亂。1916年5月4日，梁啟超電勸段祺瑞出以果斷，勸袁退位。5月6日，袁世凱通電陳宧，同意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馮國璋聯絡各省于5月17日組織召開《南京會議》，因各省區將軍代表謀略不一，會議無果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