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馮玉祥、張治中、白崇禧等國軍高級將領接連遭到刺殺，刺客總是能準確地知道刺殺目標的詳細行蹤，甚至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也遭到了暗殺，一切的一切都證明一件事情：國民政府決策的核心層已經被日軍滲透，抓出內奸成為當務之急。在蔣介石的嚴令偵緝之下，真兇浮出了水面，他就是時任國府機要秘書的黃浚。

七七事變爆發的十天之后，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著名的“最后關頭”演說和嚴正聲明，指出“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蔣介石的講話極大地鼓舞了當時中華民族的士氣。

可是讓人想不到的是，在蔣介石講話后的兩月內，國民政府針對日軍的軍事計劃遭遇了一系列失敗，蹊蹺的是日軍仿佛總是能未卜先知，及時規避風險。不僅如此，馮玉祥、張治中、白崇禧等國軍高級將領接連遭到刺殺，刺客總是能準確地知道刺殺目標的詳細行蹤，甚至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也遭到了暗殺，一切的一切都證明一件事情：國民政府決策的核心層已經被日軍滲透，抓出內奸成為當務之急。

在蔣介石的嚴令偵緝之下，真兇浮出了水面，他就是時任國府機要秘書的黃浚。黃浚是當時極富盛名的才子，字秋岳，福建人。自幼隨外祖父讀書，有“神童”之譽，受到同鄉陳寶琛、嚴復等人賞識，梁啟超也很欣賞黃浚的才華。1902年，至北京，就讀京師譯學館。民國初年留學日本，與日本人素有來往。回國后在北京軍閥政府中任職，梁啟超任財長時聘為秘書。

“民國才子”難敵“帝國之花”

北洋政府垮臺后，黃浚通過舊識的介紹來到南京國民政府工作，憑著他的文才和一些溜須拍馬的小手段，很快贏得國民政府中的黨政要人的賞識與信任，后經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提拔，成為行政院機要秘書，地位僅次于行政院秘書長。黃浚因此能參加國民政府最高級的軍政會議，手中也掌握著各種最機密的文件。

雖然黃浚漢奸行徑令人不齒，但我們也不能因人廢言。國學大師陳寅恪對其著作《壺舟筆記》、《花隨人圣庵摭憶》評價極高，汪國垣在《光宣以來詩壇旁記》中稱“黃秋岳如凝妝中婦，儀態萬方”。

俗話說：“溫柔鄉是英雄冢。”黃浚這位大才子也風流過，結果一不小心搭上了一輩子的清譽。黃浚因為擔任機要秘書，被留學日本時的老同學，也是當時擔任日本駐南京領事館總領事的須磨彌吉郎盯上了。須磨彌吉郎名義上是外交人員，但其實還有一層身份，就是南京地區的日本特務機關的總特務。為了爭取黃浚，須磨彌吉郎派出了日軍王牌特務——“帝國之花”南造云子。

南造云子是二戰時期頗具傳奇色彩的女特務，有日本第一女間諜之稱。南造云子1909年出生在上海，父親南造次郎是一名老牌間諜，其命運軌跡撲朔迷離，直到今天對于歷史上是否存在此人的問題一直爭論不休，為南造云子平添許多神秘色彩。

南造云子在南京期間，很快就刺探到了國民黨高官黃浚的一些情況：黃浚經常出入歌舞廳，也到妓女館嫖娼，常常是夜不思歸。于是，南造云子略施小計，與黃浚從相識到相熟，再略施媚術，黃浚便拜倒在“帝國之花”的石榴裙下，隨時聽從南造云子的調遣，每有重要消息，黃浚立刻就告訴南造云子，南造云子更是用重金“感謝”，黃浚就這樣過著“財色兼收”的幸福生活。

不僅如此，被拉下水后的的黃浚又用重金收買了參謀總部、海軍部、軍政部中一些失意的親日派高級軍政人員，還把他的兒子，剛剛從日本留學回來時任外交部科長的黃晟拉下水，組成了一個間諜集團。由于這些人多是能接觸到軍政機密的要員，為日本人竊取機密便大開方便之門。

江陰要塞封鎖行動功虧一簣

1937年8月6日，在淞滬大戰即將開戰前夕，蔣介石主持的最高國防軍事會議，在南京召開。為了在即將展開的這場戰役之前取得主動權，會議決定在日軍向長江流域發動進攻之前，在長江下游最狹窄的江陰要塞水域設置障礙，堵塞航道，封鎖長江航路。

當時日軍在長江中上游的軍艦、商船七十多艘，三千多名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還有滯留在武漢、重慶等地的僑民三萬人左右。一旦封鎖長江，首先防止日本海軍溯江而上攻擊南京，其次使上海的日本軍艦孤立無援，中國軍隊可以乘機狙擊長江中上游的日本艦艇、商船，在長江上形成“關門打狗”的戰略形勢，在戰爭之初對鼓舞我方士氣，挫敗日軍囂張氣焰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這一作戰計劃被列為國軍的最高軍事機密，這一機密只有參加軍事會議的蔣介石、汪精衛、白崇禧、何應欽等國防委員以及擔任會議記錄的機要秘書黃浚知道。然而行動命令在剛剛布置下去還沒有到達江陰的時候，長前沿線駐防的海軍發現了一些異常情況。

原來黃浚在會后立即將這個絕密情報密告南造云子。南造云子火速將情報轉給日本大使館武官中村少將，由中村直接用密電報告日本參謀本部。結果，就在蔣介石剛剛下達封鎖命令時，日本海軍陸戰隊搶先一步，在8月6日到7日兩天的時間里，日軍在長江中上游的軍艦商船紛紛順流而下，大多數已經逃過了江陰要塞的封鎖線，到最后中國海軍僅僅俘獲了日軍的兩艘炮艇。

江陰要塞泄密案的發生使蔣介石極為震驚，然而就在他還未來得及安排清查時，一系列泄密事件相繼發生，在8月22日之后的短短幾天之內，日軍針對國民政府高層進行了有計劃有組織的刺殺活動，引起整個國民政府決策層的震動。

連環暗殺案：白崇禧、宋美齡險死還生

在國民政府中，凡是抗日態度堅決的高層在日軍那里都有備案，這些人也都是日軍特務暗殺的對象。

淞滬抗戰爆發后，馮玉祥被任命為第三戰區司令官，他的司令長官總部先駐無錫，后來又挪到了蘇州。8月16日，馮玉祥決定赴南翔前線視察和鼓舞士氣，結果他剛與隨行人員乘車駛出司令部，日軍飛機就來襲擊。他們只好分避樹下。日軍轟炸機飛離后，再驅車前進。剛走出街道，日軍飛機又來了，馮玉祥一行人被迫躲在一所茅屋里，日軍轟炸機在附近投彈十余枚，認為已達目的后始飛去。馮玉祥一行人趁硝煙彌漫之際，命司機駕車冒險前進。但沒走了多遠，日軍轟炸機又“光臨”轟炸，他們急忙下車到瓜田里暫避。下午返回蘇州途中又有六架日軍轟炸機來襲，他們再避于樹下。但日軍轟炸機久久盤旋不去，似乎早有準確情報定位馮玉祥的行蹤。

不僅是軍事將領遭受暗殺，連蔣介石的夫人也難以幸免。1937年8月22號，宋美齡在其外籍顧問端納的陪同下，由南京乘車去上海前線，慰勞抗戰官兵。當汽車行至蘇州郊外的時候，突然遭日本飛機的掃射和炮擊，司機為了逃避日軍炮火，把車子速度提高到了每小時60英里。但是由于路面大都被破壞，在一個緊急轉彎的時候，有一個輪胎被損壞，汽車一下子就沖進了一條水溝里。宋美齡摔斷了幾根肋骨，端納也受了重傷被送往蘇州醫院。

白崇禧同樣也是抗日的堅定分子，于是也成為了日軍的目標。1937年8月23日，白崇禧奉蔣介石之命去上海公干，住在先施公司二樓東亞飯店中。當天中午，上海的有關代表人物剛要舉行宴會為他接風時，突然幾架日軍轟炸機飛臨先施公司上空掃射轟炸，一時濃煙四起，彈片橫飛，炸彈巨響，聲聞數里，附近一帶的商店門窗玻璃被震得粉碎，南京路、浙江路的行人和在商店購物者死傷近千人。

日軍特務計劃沒有得逞，因為白崇禧已經得到國軍情報組織的預警，知道有人要趁宴會之際殺害他，所以宴會前十幾分鐘，他便匆匆地從先施公司后門溜走了。白崇禧回到南京后立即向蔣介石作了匯報，并下令各部隊長官加強保密措施，嚴防情報泄露。

8月24日，張治中由南翔司令部去河灣最前線的地區視察和指揮。他的汽車剛開出司令部，就飛來敵機數架，在汽車上空來往掃射轟炸。他與隨從只好下車隱蔽。敵機走后，他命司機開足馬力迅速朝江灣前進。但車子跑了二里多路，敵機又來“光顧”。他認為乘車目標太大，決定棄車步行，不要隨從。當時他穿著馬靴，行路很不方便，幸好途中遇到了一個騎自行車的傳令兵，他來不及與傳令兵說什么，騎上自行車就走。張治中到江灣第八十七師師部后，下屬均認為這是有內部人士不斷向日軍提供準確情報。

日軍特務襲擊英國大使：蔣介石差點喪命

蔣介石幾次準備去上海前線視察和指揮作戰，卻因為寧滬之間的鐵路和公路都受到了日軍飛機的嚴密封鎖，狂轟濫炸，極不安全，一直未能成行。在宋美齡遇刺后，蔣介石心急如焚，在從南京前往南翔前線途中，順路要去蘇州看望宋美齡。考慮到領袖的安全，部下建議他改乘火車。然而當火車快到蘇州站時，卻突然遭到十幾架日本飛機的轟炸。

8月25日，蔣介石又召開了一次最高層的軍事會議，在會上再次提出要去前線督戰。因為英國駐華大使寇爾次日要從南京去上海會見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于是新任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在會上建議蔣介石第二天搭乘寇爾的轎車一起去上海。英國是一個中立國，汽車上有英國國旗，可以免遭日軍飛機的轟炸，蔣介石表示同意。黃浚正好列席會議，會后就立即向南造云子傳遞了這一情報。

但第二天，蔣介石因突然有急事而改變了和寇爾一起去上海的計劃，寇爾按計劃乘車前往上海。正當他的插有英國國旗的專車行駛到嘉定附近時，忽然遭到兩架日本軍用飛機的輪番追逐轟炸。轎車左躲右藏，終于還是翻了個底朝天，寇爾的肝部中了一槍，脊椎骨也受了傷，生命垂危，被送醫院緊急搶救。

英國政府得知此消息后，立即作出反應，向日本提出抗議并進行外交交涉。日本大使川樾茂親自到醫院探望寇爾，日本政府一方面向英國政府道歉，另一方面說寇爾座車上的英國國旗太小，使得日空軍無法辨清，從而誤傷大使等。

其實，日本人找的理由實在不成其為理由，因為當時寇爾的座車車頭上插的英國國旗雖然小，但在該車車頂上還覆蓋著一面大的英國國旗，日本空軍在對該車掃射時，曾朝地面俯沖下來，離地面僅10多米，不可能看不清該車車頂上的國旗。可見日本人完全是故意要打死車里的人。而寇爾并不是他們襲擊的目標，主要目標正是本該同在車內的蔣介石，因此，他們才不惜觸犯國際公法得罪英國人。

蔣介石異常震怒，他嚴令中統、軍統和國民黨憲兵司令部三方，限期在一個月內破案，抓出潛伏在國民政府高層的間諜。

幾次作案：漢奸露出馬腳

接到命令的軍統的戴笠、中統的徐恩曾、憲兵司令兼南京警備司令谷正倫三人這時比較尷尬，因為泄密的人群范圍很小，排查并不難。但是能接觸到如此核心的機密，不是國民黨元老，就是手握重兵的權貴要臣，沒有十足的證據對誰都不敢輕易下手。

這時，又一次針對蔣介石的刺殺讓兇手露出了馬腳。

在英國大使遇襲案的幾天后，也就是9月上旬的一天，蔣介石指示中央軍校舉行一次“擴大總理紀念周”，不僅中央軍校的全體師生要參加，而且陸軍大學的全體師生以及黨、政、軍各部長官都要參加。蔣介石決定當天他將親自到會并做重要講話。

活動當天，軍校學生總隊總隊長惠濟早就把隊列排得整整齊齊迎候蔣介石到來，但是蔣介石久久不到。由于這天蔣介石到場，南京的軍警憲特機關加強了對中央軍校的警衛工作：在從中山東路到黃埔路的沿路上，直到軍校大門，軍警密布，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軍校內部則有大量便衣特工人員巡查;進校的汽車都由在校門口值勤的憲兵登記車號與人員后，才準予放行。正當與會人員列隊整齊靜候蔣介石蒞會時，忽然總值日官向大家宣布：發現有兩名嫌疑人員混入軍校，正在進行搜查。會場上引起了一陣騷動，但很快便安靜下來。

校內外緊急戒嚴，實行嚴密搜查。雖然毫無所獲，但是從大營門登記進出各機關團體主官乘座小轎車的簿子上發現，進入的車輛數與現存的車輛數多出一輛。因此初步斷定日本特務是乘汽車闖入軍校的。但他們因怕被搜出，就提前乘汽車逃離軍校。而在場出席紀念周的高級軍政官員與乘坐的小轎車，絕大部分都能對上號，可就是有一個高級文官的轎車不翼而飛了。

因此當時調查人員判斷，兩名嫌疑人員發覺被人注意，已在混亂中乘坐一輛轎車逃走了。事后，軍警機關進行調查，判斷那兩名嫌疑人員極可能是日本特務，他們潛入軍校混入“擴大總理紀念周”會場，其目的無疑是企圖竊取情報與刺殺蔣介石等軍政大員。經過核查，那兩名嫌疑人員乘坐的轎車為黃浚所有。

鎖定黃浚：外事組大顯身手

調查到此，已經能夠確定黃浚有重大嫌疑。因此憲兵司令兼南京警備司令谷正倫為了搶到首功，立即派出手下最精銳的外事組對黃浚展開偵查。

外事組是谷正倫在他的首都警備司令部里成立了一個機密的精英特務組織，對外稱“特警二隊”，專門從事對日本駐南京使領館的反間諜工作，隊長丁克勤是一位老牌特工人員。

狡猾的黃浚此時大概也感覺到了風聲，他的間諜活動變得更為隱蔽。在外人看來這個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的行為舉止，并沒有什么異常，他每天克盡職守，深居簡出。讓外事組幾乎找不到什么破綻，案情進展陷于焦灼狀態。離蔣介石限令一個月破案的時間越來越近，外事組決定主動出擊，他們一面密令長期潛伏在日本駐南京大使館的內線，加緊對日本方面的監視，一面決定從黃浚的家里尋找突破口。

他們發現黃浚家里，經常有一個女孩子出來，買菜、買東西，一打聽，才知道這個人是黃浚家里的女傭，名字叫蓮花，原是江北農村一個貧苦農民的女兒，因父母雙亡，被人誘騙到南京，后又被人轉手賣給黃公館做女傭，受盡了黃府中主人的污辱和打罵。

為了將蓮花爭取成為外事組的眼線，偵查人員就玩了一個所謂美男計。其實也是一個很俗的“英雄救美”的橋段，當時作為外事組成員的鐘高玉扮成流氓，把蓮花撞倒并假裝進行不軌行為，然后他的戰友李榮芳再把這個蓮花救了。然后認識以后，李榮芳逐漸贏得蓮花的信任，等于在黃浚家里面放上了內線。

與此同時，外事組在跟蹤黃浚的時候發現，黃浚愛吃紙包“巧克力糖”，他比較“講文明懂禮貌”，從不將包糖的紙隨便扔在地上。但是他在下班后經常獨自一人到玄武湖散步，然后把一包“糖紙”放進玄武湖濱一棵有較大的空洞的樹內，不久就發現被兩個化裝的日本浪人取走。

根據蓮花提供的線索，外事組很快查明了黃浚與日軍間諜組織的信息交流方式。黃浚的司機常到南京新街口一個小咖啡店去喝咖啡。每次均在一定的掛衣帽處放衣帽，就與日本特務趁掛放衣帽之時交換衣帽，情報就存放在衣帽之內。外事組派人跟蹤取情報的日本浪人，見他們都走進中山東路逸仙橋南一家日本人開的“私人醫院”，而那個“私人醫院”便是日本特務機關所在之處。

掌握了黃浚勾結日本人的證據之后，外事組立即報告谷正倫。谷正倫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深夜去蔣介石處報功，并建議立即逮捕黃浚及其集團成員。蔣命令“一定全殲，不能使一個漏網”。

漢奸間諜集團的結局

對此，外事組又作了研究，設下一個圈套。外事組偽造了一封須磨給黃浚的信，大意是嘉獎黃浚，指示黃浚在次日晚11時，約齊所有“有功人員”在黃公館聚會，屆時須磨親自到場向有功人員發巨額獎酬和表示關懷。偽造信寫好后，由外事組成員偽裝那家咖啡店的服務員悄悄潛入衣帽間，將偽造信放進日本浪人那頂禮帽的夾層中。

接應的日本浪人到此店喝完咖啡，就將黃浚司機的禮帽帶走，黃浚的司機也和往常一樣，將日本浪人的禮帽戴上，去黃浚處報功。黃浚按“須磨”的指示信于第二天晚11時，將其全部成員集合在自己的公館內，等候主子來發獎。時間到了，來“發獎”的不是須磨，而是外事組的成員及大批武裝特工人員。這樣，黃浚集團成員全部被捕了。

審訊中，黃浚對其罪供認不諱。最后，由蔣介石親筆簽署，最高軍事法庭宣布了對黃浚日諜集團的判決：黃浚父子等漢奸以賣國罪被處極刑;判處南造云子無期徒刑;其他罪犯分別被判處無期與有期徒刑。

1937年8月28日，黃浚父子與其他被抓獲的漢奸間諜共18人被槍決。本來，按國際慣例，戰時抓到敵方間諜，三天內就可處死。但為了牽制日本，當局未判南造云子死罪，而是關押在南京老虎橋中央監獄。

幾個月后，日軍進攻南京，狡猾的南造云子又故技重演，以美色勾引一名年輕的獄卒，并許以各種好處。這個獄卒也是個利欲熏心之徒，悄悄潛出與日本特務機關取得了聯系，得到了大筆金錢，之后，他們里應外合，幫助南造云子逃出監獄，并被日方迅速安排到上海租界保護起來。因間諜身份已暴露，她不敢前往重慶，而是留在上海繼續從事間諜活動。

1942年3月的一天，南造云子也是從特務機關駕車出外的時候，給了潛伏在上海的軍統人員機會，在半路上把她打死了。曾經叱咤風云的帝國之花，終于香消玉殞，斃命于上海灘。

百年后的余音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本來定成定案的黃浚間諜案又有了新的爭議。

近代名記者、名作家曹聚仁《天一閣人物譚》中有一篇題名為《也談黃秋岳》的文章對抗戰初期被國民政府處決的黃浚漢奸案提出質疑。曹先生的質疑并非是為黃浚與日軍合作的行為翻案，而是依據自己對國民黨元老邵力子的采訪，認為黃浚的間諜行為，其實與江陰要塞封鎖泄密案關系不大。

因為國民黨情報部門早就發現黃浚與日軍諜報機關的聯系，因此在1935年的時候將黃浚調離中央政治會議的秘書職位。認為黃浚是無從得知此次軍事會議的高度機密的。曹聚仁由此推測，“這是不是意味著面對一再失利的軍事敗績，當局為了鼓舞軍心民氣，不得不拉個人出來‘祭刀’？”

曹聚仁的觀點，被陳禮榮在《民國“肅奸”的一大疑案》一文中延續，陳禮榮基本肯定了曹聚仁的論斷，認為黃浚間諜案是當局面對一再失利的軍事敗績，為了鼓舞軍心民氣，拉出一個像黃浚這樣既有一定社會名望，又是個無職無權的文人來，但是單憑幾個遠離政治中心的文人的猜測，很難得到事情的真相。

這一觀點遭到了許多學者的批駁。劉衍文老先生在《萬象》雜志2002年第12期所設“《石語》題外絮語”專欄中，曾多處提到陳禮榮的這篇文章。伍立楊先生在其《大夢誰覺》(“千年眼文叢”)中寫專文《也說黃秋岳與情報案》，認為陳禮榮用區區幾百猜測性文字就質疑黃浚案的真實性，怎么可以說是充實的論據和嚴密的論證呢？針對以上質疑，陳禮榮著文《民國“肅奸”一大疑案溯源》予以回擊，但是有幾個問題在筆者看來依然無法釋疑。

首先，現在有關黃浚案經過的主要來源之一就是鐘高玉老先生在九十年代所寫的《我參與偵破“黃浚案”》。如果黃浚早就被排除核心秘密的行列，外事組又何必大動干戈不斷進行排查呢？

其次，曹聚仁先生的依據是黃浚于1935年后不再擔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但是根據張喆先生在《竟使長江空鎖喉——抗戰初黃浚附逆之探析》一文中的考證，黃浚從1932年至1937年8月一直擔任的是行政院秘書，這一點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政職官人物志》一書中記載明確。除此之外黃浚也沒有其他職務，中央政治會議秘書被撤職一說又是從何而來？此后不能接觸機密的觀點自然無法立足。

另外，根據《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檔案匯編》記載，中央政治委員會(1935年12月——1937年11月)主席、委員、秘書長共30人，邵力子未列其中，邵力子是1935年之前擔任過該委員會委員，1937年2月起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對出席重要會議的各方政要，他是清楚的，但對誰擔任會議記錄這類秘書工作并不一定十分清楚。

黃浚作為當時極富盛名的才子，未能善終。黃浚被處決一年多后，另一位同樣極具詩才，并著有《雙照樓詩詞稿》的中國政壇二號人物汪精衛竟潛逃投敵，成為千古唾罵的大漢奸，與他當年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豪言壯語，成了正反兩面的鮮明對比。在抗戰大局面前，對于中華民族來說是一件憾事，時至今天，任由大家評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