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你能輕易說出當今世界的那些富豪們，如比爾·蓋茨、巴菲特等等。那在歷史上又有哪些富豪呢？日前《時代》雜志公布了一份富豪榜的"歷史版本"，評出了有史以來最富有的10個人，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凱撒大帝、宋神宗、成吉思汗等，上榜的唯一健在的人物是比爾·蓋茨。

據參考消息網8月3日報道，外媒稱，美國《福布斯》雜志有每年評出全球十大富豪的傳統，日前《時代》雜志公布了這份名單的一個"歷史版本"，評出了有史以來最富有的10個人，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凱撒大帝、宋神宗、成吉思汗等，上榜的唯一健在的人物是比爾·蓋茨。

據西班牙《世界報》8月1日報道，盡管很難對歷史人物的財富進行衡量，但《時代》雜志通過對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的采訪，以及將各個歷史人物的財富與當時其國家或王朝的國內生產總值做比較，認為上榜的這些人物在歷史的長河中比其他人更富有。

報道稱，排在榜單首位的是馬里帝國國王穆薩，盡管他當時的財富已經無法量化，但他的帝國當時是全球最大的黃金生產國，歷史學家們也證實了穆薩曾經過著極其奢華的生活。在12世紀的時候，廷巴克圖是四大沙漠通道的交會點，為橫跨中東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世界提供補給支持。財富的不斷累積使廷巴克圖成為當時地球上最富庶的地方之一。

凱撒大帝

排名第二的是凱撒大帝，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他不僅統治著羅馬帝國，還擁有帝國經濟總量20%的個人資產，相當于現在的約4.6萬億美元。

公元前60年與龐培、克拉蘇結成三頭同盟，共同統治羅馬共和國，史稱"前三頭"。公元前58年取得高盧總督職位，幾年內征服了高盧全境。

宋神宗趙頊

宋神宗趙頊被《時代》雜志認為是有史以來第三富有的人，也是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盡管他在位僅18年，去世時才30多歲，但積累的財富不容小覷。在很強的科技創新和稅收能力的幫助下，宋神宗在位期間的北宋國內生產總值占到全世界的25%至30%。

印度莫臥兒帝國第三代皇帝阿克巴在榜單上排名第四，他在位期間莫臥兒帝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全世界的25%，人均收入與"黃金時代"的英國相當。

報道稱，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美國超級資本家洛克菲勒、英國昔日首富艾倫·魯弗斯、美國企業家比爾·蓋茨和蒙古帝國可汗成吉思汗分列5至10位。

報道稱，比爾·蓋茨是該榜單上唯一健在的人物，根據《福布斯》此前的報道，他的個人總資產已經升至789億美元。與其他很多大企業家一樣，除了創造財富，蓋茨夫婦還非常熱心于慈善事業，尤其關注對非洲及一些疾病治療的資助。

《時代周刊》公布的史上最富前十完整榜單：

第一名：馬里帝國國王穆薩

第二名：凱撒大帝

第三名：宋神宗趙頊

第四名：印度莫臥兒帝國第三代皇帝阿克巴

第五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

第六名：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

第七名：美國超級資本家洛克菲勒

第八名：英國昔日首富艾倫·魯弗斯

第九名：美國企業家比爾·蓋茨

第十名：蒙古帝國可汗成吉思汗

宋神宗不可能是史上第三富？

美國《時代》雜志評出有史以來最富有的10名超級富豪，依次為：馬里帝國國王穆薩、羅馬的凱撒大帝、宋代中國的神宗皇帝趙頊、印度莫臥兒帝國皇帝阿克巴、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美國超級資本家洛克菲勒、英國昔日首富艾倫·魯弗斯、美國企業家比爾·蓋茨、蒙古帝國可汗成吉思汗。

作為草原“黃金家族”的主人，成吉思汗登上這個“有史以來最富有排行榜”是理所當然的，但宋神宗居然被列為史上第三富，則多少讓人感到意外。有人可能會生出一股“民族自豪感”;也有人會理性地認為，宋神宗的入選有利于扭轉人們對于宋代“積貧積弱”的刻板印象。但我分明覺得，這個評選就是一場一本正經的扯淡。

《時代》雜志選中宋神宗，理由是“盡管他在位僅18年，去世時才30多歲，但積累的財富不容小覷。宋神宗在位期間，北宋國內生產總值占到全世界的25%至30%”。盡管《時代》宣稱“榜單結合了多名經濟學家與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比較了富豪個人擁有財富占國家與當時世界GDp的比重，最終排出名次”，似乎做足了功課。但按北宋的GDp將宋神宗評為超級大富豪，其實顯示了他們對中國傳統政治的陌生與自以為是。

萬萬沒想到，這幾位居然能出現在同一榜單上。編輯配圖。

▍國民財富、國家財政不是君主私產

《時代》雜志首先混淆了國民財富與皇家財產之間的界線——準確地說，他們或不相信宋代中國存在著一條這樣的界線。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財富難道不是君主的私有財產么？

在推行家產制的草原汗國，“黃金家族”確實將他們所征服的土地、人口與財產都當成自己的私產，“普天率土，盡是皇帝之怯憐口”。但在宋朝，宋人并不認為天下為君主私有，一位士大夫告訴宋高宗：“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因此，假如宋神宗時代的國內生產總值真的占全世界30%，但這個財富也是國家、國民的財富，并不是宋神宗自己的私有財產。趙頊本人也絕不敢將國家與國民的財產據為私產。

其次，《時代》雜志混淆了國家財政與天子私財之間的界線。宋神宗在位期間，經過志在富國強兵的王安石變法，北宋政府確實積累了龐大的財富量。用宋人的話來說，“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但這財富歸國家財政所有，可不是趙氏皇帝的家產。

錢賓四先生曾指出，“拿歷史大趨勢來看，可說中國人一向意見，皇室和政府是應該分開的，而且也確實在依照此原則而演進。”皇室與政府分開的一個表現，便是皇室經費與政府財政的分立。賓四先生在介紹漢代政治制度時說，漢朝的大司農和少府，都是管經濟的，“大司農管的是政府經濟，少府管的是皇室經濟。大司農的收入支銷國家公費，少府收入充當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農的錢。”這套制度延續至唐宋，只不過機構的名稱改變了。唐代的國家財政機構為轉運司、度支司，而皇室私庫則為瓊林、大盈二庫。宋朝的國家收入也分屬戶部、三司控制的國庫與獨立于國庫系統的內藏庫。皇家用度一般都取自內藏庫。所以《宋史》的編撰者認為，“凡貨財不領于有司者，則有內藏庫，蓋天子之別藏也。”

宋代的內藏庫的確具有天子私庫的性質，比如宋太宗在內廷置內藏庫時，“乃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于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內藏庫的勾當官以宮廷內侍充任;又如皇家的經費均取自內藏庫。如此說來，我們是不是可以說，熙寧、元豐年間內藏庫有多少積蓄，便說明神宗皇帝有多少私財呢？

▍內藏庫也不是宋朝皇帝的私財

也不可以這么說。因為內藏庫又不僅僅是天子私庫。實際上，宋朝的內藏庫還具備公共財政的功能，這一點跟漢代的少府、唐代的瓊林庫與大盈庫大不一樣。

內藏庫的前身為宋太祖創立的封樁庫。《宋史·食貨志》載，“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于講武殿后別為內庫，嘗謂：‘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于民。’”太宗繼位之后，封樁庫改稱內藏庫。宋人筆記的記述更有戲劇性：“太祖皇帝削平僭偽諸國，收其帑藏金帛之積，歸于京師，貯之別庫，號曰‘封樁庫’。凡歲終國用羨贏之數皆入焉。嘗密諭近臣曰：‘石晉茍利于己，割幽燕郡縣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陷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百萬，當議遣使謀于彼國，土地民庶倘肯歸之于我，則此之金帛悉令赍往，以為贖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耳。’會太祖上仙，其事亦寢。太宗改為右藏庫，今為內藏庫。”

總之，從設立的初衷來看，內藏庫與其說是“天子之別藏”，不如說是國家的戰略儲備庫。這其實也是宋人的共識，如宋真宗說：“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宋仁宗說：“國家禁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耳。”司馬光說：“彼內藏庫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

從內藏庫物資的實際應用來看，內藏庫也更像是戰略儲備庫，而非天子私藏。盡管皇室的日常用度均取之內藏庫，但這部分的支出只占極小的比重，內藏庫更重要的開支，乃是用于國家的公共事務，包括：(1)彌補國家財政用度之不足，“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貸于內藏，候課賦有余，即償之”;(2)贊助軍費，如“元豐六年，詔歲以內藏庫緡錢五十萬樁元豐庫，補助軍費”;(3)賑災恤貧，如設于京師的福利機構福田院的經費，即來自內藏庫，宋英宗“歲出內藏錢五百萬”支持福田院;(4)熙寧變法期間，朝廷廣置官立商業機構，其本錢也多取自內藏庫，如神宗皇帝曾經下詔：“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于京師置市易務，其條約委三司本司詳定以聞。”等等。

宋代內藏庫的戰略儲備功能與公共財政功能，是之前幾代王朝的皇室私庫所不具備的。因此，盡管編撰《文獻通考》的宋末人馬端臨將宋之內藏庫與漢之少府、唐之瓊林庫相提并論，但宋朝人蘇轍卻不這么認為，他說，“元豐及內庫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用，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愿以三十萬緡募保甲為軍。”蘇轍強調的正是內藏庫區別于前朝天子私庫的公共功能。

從內藏庫的日常管理來看，雖說宋太宗時，“外庭不得預其(內藏庫)事”(這當然體現了內藏庫的天子私庫色彩)，但太宗又解釋說，“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而且，實際上，外臣對于內藏錢的使用還是握有發言權的。宋仁宗時，由于榷貨務未能及時兌換現錢，河北的“交引”(相當于有價證券)發生貶值，“其鈔每百千止鬻六十千”。有人上書仁宗皇帝，建議動用內藏錢“二百萬緡量增價收市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仁宗一聽，有道理啊，便采納了這個建議，但知諫院范鎮出來阻止：“內藏庫、榷貨務同是國家之物，豈有榷貨務固欲滯商人算鈔，而令內藏庫乘錢以買之？與民爭利，傷體壞法，莫此為甚。”宋仁宗只好“遽罷之”，撤回成命。

宋神宗在位期間，內藏庫加速向公共財政機構轉化，“元豐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內藏之出納，而奉宸庫則隸于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無內外之異也”，將內藏庫劃歸戶部管理，天子私庫的色彩被淡化。宋哲宗元祐年間，又“令戶部、太府寺，于內藏諸庫皆得檢察”，即內藏庫須接受政府的審計。

可以說，宋代內藏庫具有雙重屬性，既有天子私庫的色彩，又有公共財政的性質，特別在宋神宗時代，內藏庫的公共財政性質更是得到強化。因此，即使宋神宗時代內藏庫的儲蓄堆積如山，也不可以將這批財富當成神宗皇帝的私人財產。

▍國民有私，天子無私

即便是理論上歸皇帝自由支配的那部分財產，即內藏庫撥給皇室的日常用度，皇帝實際上也沒有完全的支配權。這是因為宋朝實行“以外統內”的制度，內廷的一切用度，須經外朝的宰相核準。如南宋紹興五年(1135)，宋徽宗死于金國，高宗在為父皇服喪期間，將御椅換成了尚未上漆的木椅。有一回，錢塘江錢氏公主入覲，見到這張龍椅，好奇問道：“此檀香椅子耶？”一名姓張的妃子掩口笑道：“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可知內廷用度如果超出預算，便會受到宰相的查問。

傳統中國有一項古老的制度：“惟王不會”。意思是說，天子的用度不必會計、審計。這也是古代成立天子私庫的法理基礎，即天子私庫有多少財富，都歸天子揮霍，花完拉倒。但宋人對“惟王不會”的傳統提出了質疑，南宋士大夫韓元吉申明：“惟王后之服、王之裘、王后之酒、王后及世子之膳，則不會，其余則太宰未嘗不受其會，而有均式。”另一位南宋士大夫汪應辰也稱：“王之用度，雖曰不會，要不出乎式也。”式，即制度。天子的用度，必須接受制度的約束。

宋朝皇室的日常用度，也確實受到制度性的線束。來看一個事例：“太祖即位，嘗令后苑作造熏籠。數日不至，太祖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復依，方下制造，乃進御。以經歷諸處，行遣至速須數日。太祖怒曰：‘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左右曰：‘可問宰相。’上曰：‘呼趙學究來！’趙相既至。上曰：‘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一熏籠;今為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來條貫，蓋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孫設，使后代子孫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若無熏籠是甚小事也。’”

內廷要一個“熏籠”(點燃熏料驅趕蚊蟲的器物)，需經過非常繁復的程序，層層審批，走完這些程序，最快也得幾個工作日。其間如果宰相與臺諫覺得不妥，還可以將申請退回去。宋太祖草莽出身，對這樣的制度開始時還不習慣，也想不通。但經過宰相趙普的解釋，太祖就明白過來了，廟堂不比民間，民間可以用數十錢買一熏籠，皇室的用度取之民脂民膏，當然需有制度約束，否則后世君主揮霍無度，豈不后患無窮？

被《時代》雜志評為史上第三富的宋神宗本人，生活也極節儉。據王安石說，“臣見陛下(神宗)于殿上蓋氈，尚御批減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縻費于結絡。”不妨設想一下，按照宋朝條貫，如果宋神宗揮霍無度，也必為大臣阻止。

今天許多人都以為，“家天下”時代嘛，天下皆為天子所私有。其實在宋朝士大夫的觀念中，并非“天下歸天子私有”，而是“王者無私”。國民需要擁有明晰的私有產權，但天子不應該有私屬財產。《時代》將宋代君主推上史上最富有排行榜，顯然是因為不能理解宋代的政治制度與宋人的公私觀念。

15年前，即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也曾推出一個近1000年來世界最富有的50人榜單，其中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元代皇帝忽必烈、明代權監劉瑾、清代權臣和珅、晚清十三行大商人伍秉鑒和民國金融家宋子文上榜。沒有宋神宗。我覺得，這個榜單比《時代》雜志的那個史上最富榜要靠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