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察舉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斷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為多，是根據(jù)對專門人才的需要而設立。這些科目，劃一由皇帝確定。按照舉期分類，察舉的科目可分為常科(歲科)與特科兩大類。歲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祿四行;特科又分為常見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歲科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為最重要。特科中則以「賢良方正」為最重要。漢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時要求舉賢良方正，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時要求舉孝廉，這都是察舉史上的標志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標準分類，以「德」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為主的有尤異、治劇、勇猛知兵法、明陰陽災異、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為先，在學問上則以「儒學」為主。

孝廉

在漢代察舉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許多名人。「孝廉」之設，始于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詔，「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顯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視，后來「孝廉」規(guī)定為歲舉常科，才受重視，漸顯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這是古時對官吏的普遍要求。漢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學的高官及富豪子弟。舉「孝廉」之后，前程遠大，升遷較快。「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認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起初舉「孝廉」是以郡為單位。東漢時，和帝(公元89-105年)采納丁鴻和劉方的建議，改以人口為單位;郡國人口不滿10萬三歲(年)舉孝廉一人;不滿20萬二歲舉一人，20萬歲舉一人;四十萬舉二人;上至百二十萬六人。外圍郡國則作適當放寬。后來又采納左雄建議，限年齡40歲以上才得舉。但此種「限年法」實行不久，就廢除了。

茂才

察舉歲科之一「秀才」，東漢時為避光武帝劉秀(公元25-57年在位)諱，改作茂才(茂材)。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詔：「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這是此科之始。后來，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時均有詔令，舉「茂才異等」。西漢時，茂才并不是歲舉常科。

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詔令：「三公舉茂才各一人」，「監(jiān)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此后才為歲舉，往往與「孝廉」并稱，表明其重要性。不同之處是，「孝廉」為郡舉，「茂才」是州舉，所以數(shù)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總計歲舉「茂才」才約有20人。

「茂才」多為現(xiàn)任官吏，如西漢的茂才蕭咸是丞相史。這些現(xiàn)任官吏舉「茂才」后，因本身資歷高，多起用為縣令(千石)。「孝廉」則多為郎官，六百石。還有不少人先舉「孝廉」，再舉「茂才」。「茂才」中有許多升至高位，成為漢代名臣。如東漢的周舉(？—公元149年)，官至光祿卿，為「八俊」之一。

察廉

「廉吏」是漢代察舉歲科之一。「察廉」就是察舉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被舉為「廉吏」者，多為低級官員，被舉后，按原職升補;而舉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為郎官，這是主要區(qū)別。而「廉吏」與「孝廉」二者之間的具體差別，又可概括成以下四點：

(一) 「廉吏」為長官報請上級遷補屬吏優(yōu)異者之科目，而「孝廉」則 是郡國向中央「貢士」之科目;

(二) 「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員，而「孝廉」則開放予所有吏民;

(三) 「廉吏」一般根據(jù)本秩(職位)直接遷補，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為「郎中」;

(四) 「廉吏」之「舉主」范圍廣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舉 主」 僅限于郡守、國相。

「廉吏」一科，大約在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之前就有了，之后逐漸明確，成為一種歲舉常科。被舉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們忠于職守，特別是為官清廉，才被「舉主」看中，作為察舉的對象。

光祿四行

漢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zhì)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據(jù)上述元帝詔書的內(nèi)容，說明「光祿四行」的幾項重點：

(一) 從永光元年開始，才有推舉「光祿四行」一科;

(二) 質(zhì)樸、敦厚、遜讓、有行(或作節(jié)儉)是四種品行，也是「光祿四行」的選拔標準;

(三) 「光祿四行」為歲舉常科;

(四) 「光祿四行」的舉主為丞相、御史，被舉者為光祿勛的屬官;

(五) 光祿勛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屬官。

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時，改「郎中令」置「光祿勛」，掌管宮廷宿衛(wèi)及侍從之事，屬官有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諫大夫、謁者等。具上述四種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質(zhì)樸的人，他們老老實實任職，沒有什么突出成績，長時間也沒有得到提升，所以設立此科，每年從他們之中選拔一至兩人，予以升遷。

賢良方正

古代比較賢明的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無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處，以便更好地治理國家。漢代察舉制度設立「賢良方正」科，就是這個原因。

「賢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目的是「納天下言」，即廣泛聽取對國政的意見。帝王們當時普遍認為，發(fā)生天地災異，是自己犯了過失，即「人主(皇帝)不德，布政不均」。所以，這一科常常是在災異發(fā)生之后舉行。而「賢良方正」又多與「直言極諫」相連，這是皇帝「求言」的一種方式，所以稱作「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漢代的皇帝大多開過此科。「賢良方正」科的「舉主」很廣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諸王侯、三公、將軍、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皇帝很重視此科，被舉者皆由他親自主持對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為「九卿」者。

朝廷征求的人才也很廣泛，包括儒生、有「道術(shù)」者，以及官吏等。有時也從賢良中直接選拔親民的官吏，名目稱為「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如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時，曾進行兩次詔舉。

這類目的在于「廣開言路」的選才辦法，在漢代以后曾長時間實行，后演變?yōu)樘拼婆e的制科之一。到宋代，則以「對策」的方式向全國征求治國之道。

賢良文學

在漢代，選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養(yǎng)，也注重文化質(zhì)素。「賢良」的含義就是德行兼?zhèn)洹Ｗ詮臐h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以后，「文學」的涵蓋范圍實際指「經(jīng)學」。這樣看來，察舉中常見特科「賢良文學」一科，所立的選才標準是：品德與文才兼?zhèn)洌钟辛己玫慕?jīng)學底蘊。

漢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正式下詔舉「賢良文學」：「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即位之初，曾發(fā)生地震，詔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不見于詔書的，在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時就有「賢良文學」之舉，晁錯屬此科。可見，賢良與文學有時連稱，成為一科，有時分開，各獨立成科。不論怎樣，此科是以文學為主，主要薦舉對象是儒生。

在漢代察舉制中，文學一科很受重視，西漢時每次察舉「文學」的規(guī)模可達一、二百人。王莽時有四科之舉：「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文學是其中之一。兩漢時期「賢良文學」一科，出了許多名人，包括晁錯、董仲舒、公孫弘等，地位顯赫，成就卓異。

直言極諫

中國古代有敢于指出皇帝的不足之處，提出治國建議與方略的大臣，被稱為「諍臣」。于是有了「直言極諫」這個詞，意思是「正直的言論諫諍」。漢代名臣晁錯寫有一篇《舉賢良對策》，是對「直言極諫」的最好解釋。

所以，從漢代察舉制度正式建立之初，漢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就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此后，舉「直言極諫」一直延續(xù)下去。但它不是獨立的一科，而是與「賢良方正」相連，說明對直言極諫者來講，應當具有公正無私的品德。無私才能無畏，才敢于「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古代就有了「文(指文臣)死諫」的說法，是文臣(特別是諫官)忠君的最高境界。

西漢官吏王吉，先舉「孝廉」，再舉「賢良」，任昌邑王中尉。昌邑王荒淫，他因時常勸諫昌邑王而遭到處罰。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時召為博士、諫大夫，常上疏議論時政得失，但沒有受到皇帝重視，只好托病還鄉(xiāng)。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時召他為諫大夫，擔任掌管議論的官員。

孝弟力田

《漢書》上說：「惠帝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意思是：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的正月，下詔選拔有孝悌(悌同弟)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為官。這時察舉制度還沒有正式建立。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死后，少帝立，由呂后(公元前187-前180年在位)臨朝稱制，特設「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地位很高。

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時，「孝弟力田」與「三老」同為郡縣中掌管教化的鄉(xiāng)官。以后「孝弟力田」成為察舉的特科之一。

為什么要舉「孝弟力田」呢？「孝弟」與「力田」，有時分開作兩科，因為這是兩種德行。「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對父母盡孝，「悌」是對兄長尊敬。古時候中國人很尊崇孝道，因為它能使社會秩序和諧安定。至于「力田」，因為古代中國是農(nóng)業(yè)社會，以農(nóng)為本，農(nóng)業(yè)「為生之本也」，希望大家勤于耕作，達到「家給人足」，國家富裕。在唐代，「孝弟力田」仍然是科舉選士(舉人)的科目之一，可見其仍受重視。

明經(jīng)

漢代察舉中的「明經(jīng)」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明經(jīng)」就是通曉經(jīng)學。秦朝就有此科，到漢代地位開始突出。所謂「經(jīng)」，原指先秦經(jīng)典，自從漢武帝尊崇儒學，「經(jīng)」就專指儒家經(jīng)典了。其實，察舉各科都有經(jīng)學內(nèi)容，被舉者也要熟習經(jīng)學;把「明經(jīng)」特立為一科，說明經(jīng)學在漢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漢代的讀書人無不自幼苦讀經(jīng)書，目的都是為了應舉、入仕。

西漢時舉「明經(jīng)」科不按人口，東漢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開始，以人口多少定舉數(shù)。后來加上年齡限制，年50至70才可入太學。但在東漢初，年紀輕而精通經(jīng)學，也可應舉「明經(jīng)」。如張玄「少習《顏氏春秋》，兼通數(shù)家法，建武初，舉明經(jīng)。」

漢代許多名臣，如孔安國、貢禹等都是明經(jīng)科出身，韋賢、韋玄成父子皆以明經(jīng)科入仕，先后位居宰相。重經(jīng)之風一直延續(xù)到隋唐時期的科舉考試，唐代的「明經(jīng)」科試帖經(jīng)，以通經(jīng)比例決定等第。可見經(jīng)學在漢代察舉制中地位之重要。

明法

漢代治國是儒、法并用的。選官時既選拔通曉儒學的儒生，也選拔通曉律令的人才，因此設立「明法」一科，作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漢武帝時令舉「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習法令，足以決疑」，這是設「明法」科的開始。在此之前，漢初就開始招天下明法之士，輔佐以法治理國政，可見朝廷對律令的重視。由于通曉律令而以明法入仕、位至高官者，漢代不乏其人。如：鄭賓位至「御史」，陳咸、陳忠位至「尚書」，吳雄位至「司徒」。郭射「家世掌法律」，世代通曉律令，有七個人當上廷尉，即國家最高司法審判官。唐代科舉考試仍設「明法」科，選拔明習法令的人才，為常科之一。

明陰陽災異

漢代大儒董仲舒倡導「天人感應」說，認為天的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符;天有陰陽，人也有陰陽。天和人相類相通，天能干預人事，人的行為亦能感應上天，自然界的災異和祥瑞，表示著天對人們的譴責和嘉獎。

漢朝的君臣們大都認為陰陽災異與國家政治有密切關(guān)系。所以，在察舉的特科中設立「明陰陽災異」一科，選拔有關(guān)人才。

由于這一科本身的特點，所以大都在發(fā)生天地災異的年份才開科。如漢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因「風雨不時」，令「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是因為皇帝「不德」，造成萬民饑饉，少數(shù)民族叛亂，特下詔，舉明習陰陽等有識之士。

漢代是中國古代地震頻繁發(fā)生的高峰時期，據(jù)統(tǒng)計，從公元96年到125年間的30年中，就有23次較大規(guī)模的地震，其中有的就發(fā)生在京城附近;以致漢朝的皇帝大為緊張，只好乞求于鬼神術(shù)數(shù)。大科學家張衡發(fā)明了可以觀測地震的「地動儀」，可是并未被舉「明陰陽災異」科。可見，科學與迷信在漢代并非一途。

勇猛知兵法

在隋唐的科舉考試中，有文、武兩科，武科的淵源就是漢代察舉科目中的特科：勇猛知兵法。作戰(zhàn)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軍作戰(zhàn)，這就是此科所選之人才。此科始于漢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這一年發(fā)生日蝕，成帝恐天下有變，下詔令「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其后，漢朝頻開此科，只是名目略有不同。如：

(一) 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詔舉「勇武有節(jié)明兵法，郡一人」。東漢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災異蜂起，寇賊縱橫，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于征發(fā)，重以蝗蟲滋生」，說明這一時期天災人禍頻發(fā)，社會動蕩不已。所以，「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zhàn)陣任將帥者」。

(二) 東漢順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詔令大將軍、三公等各舉地方「剛毅武猛有謀，堪任將帥者各二人」。

(三) 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詔公卿，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zhàn)陣之略者詣公交車」。

從以上可知，主要是在「災變不息，盜賊眾多」的東漢，才急需較多軍事征戰(zhàn)人才。一般而言，漢代察舉制仍以「明經(jīng)」科為最重要的特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