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后，撫讀這十篇《封面圖案說明》，不啻為晚年沈從文的觀念轉變說明書。

1949年之后，沈從文長期從事文物研究工作，不再從事文學創作，宣稱“擱筆”。從1953年開始，他的文物研究工作漸有起色，并開始頻繁發表相關文章。

沈從文于1953年3月28日在日記中寫道：“為圖案系一助教擬一百牡丹花紋圖案，故宮清明宋瓷中即可得四一種。可能還是近于多事，因教授先生都不要那么多資料來教學，教學已廿卅年，一切都很覺得已足夠，多事可能對他們即是一種攪擾。”就目前所知，他為別人提供研究資料草目，這是最早的文字記錄。此后30年間，為各方面不同需要而起草相關參考資料草目，成為他實踐“古為今用”和“為人民服務”的一種常用方式。因隨寫隨送，多不留底稿，總量無從查考。

近日，筆者在翻閱于1951年創刊的《歷史研究》雜志時，無意中看到該刊1954年9、10、11、12四期刊物中有沈從文以“補白”形式發表的《封面圖案說明》，這種情況延續到1955年上半年的該刊六期刊物之中，共計有10篇《封面圖案說明》發表。應當說，這些文章承繼著《文物研究資料草目》的卡片式信息，以簡短的說明文方式，體現著沈從文在這一時期對中國文物研究的研究心得。而雜志社方面本著普及文物知識的目的，隨意地將沈文以“補白”方式刊印出來，并不以欄目作者看待，所以目錄頁上有時署名有時不署名，文章刊印的位置也不固定，可前可后。

如1954年9月首先發表的《封面圖案說明》，刊于當期刊物封底，是對封面所印漢代青銅戈戟所刻鳥獸紋圖案的解說。10月刊印于刊物正文第2頁，11月刊印于刊物正文第55頁，12月又刊印于刊物正文第18頁……總之，純屬“補白”性質。雖明知是“補白”文章，沈從文卻很珍惜這樣的發表機會，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盡可能在文章中提供縝密細致的歷史考證與文化總結。每一篇“補白”文章，都展現著沈從文這一時期的精神風貌;雖然文字簡短近乎說明文，可他的文心才情還時有流露，有時甚至還頗有某種“洗心革面”的文化訴求蘊含其中。

譬如刊載于1955年4月刊的《封面圖案說明》，沈從文從一片唐代錦緞花紋談起，溯至漢代錦類生產歷史，又將這一紋飾與漢墓石刻花紋、唐代銅鏡花紋相聯系，體現了其縝密精湛的文物研究心得。最后一段“文化總結”，卻又體現了他“與時俱進”、“改造思想”的最新動態。他這樣總結道：“我們對于唐代絲織物的認識，花紋美術固然十分重要，但只是問題的一面……我們現代人都知道唐代藝術文化具有豐富的內容和復雜色彩，這個偉大的歷史時代，不是憑空而至的，也不是三五帝王將相可以做成的，主要還是社會生產在一定程度上的全面發展的結果，是萬千人民勞動的結果，出自萬千人民手中……”又如刊載于1955年5月刊的《封面圖案說明》，沈從文更從新近出土的河南白沙宋墓壁畫中，解讀出了階級壓迫的“微言大義”。他這樣分析說：“歷史進入北宋階段，在生產上的發展，……無一不得到普遍而顯著的提高。但是，勞動生產者依然忍受著嚴重的剝削，過著極為痛苦的生活。例如這個墓主‘趙大翁’，大致就是一個宗室地主，墓中除奏樂壁畫外，還有作親戚送禮的，作佃戶樣子送禮的。總之是反映宋代這種不勞而食的特權階級，生前以剝削人民勞動生產果實為生，死后還得消費他的佃戶一大筆財產。”顯然，沈從文正在試圖從史學研究角度融入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之中，雖尚處在“補白”階段，但已盡可能開始使用與這個時代特征相符的措辭與史觀了。

然而，即使甘于做“補白”作者，這樣的待遇也并不長久。1955年下半年的《歷史教學》雜志，不再采用一期一換的文物圖片作封面圖案，而采用統一紋飾做封面圖案。從此，沈從文不必再做《封面圖案說明》這樣的文章，他的“補白”作者待遇也因之取消。60年后，撫讀這十篇《封面圖案說明》，不啻為晚年沈從文的觀念轉變說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