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年至1433年，鄭和受明成祖朱棣及明宣宗朱瞻基的派遣，先后7次率領舟師，乘風破浪，揚帆遠航，途中經歷了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鄭和下西洋，這在明初被傳為一時“盛事”，且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空前的刨舉。鄭和不辭辛勞，出沒風波，屢下西洋，往返再三，究竟負有何種神秘的使命？

《明史。鄭和傳》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由此看來，明史的纂修者，把到海外跟蹤詢查惠帝，看作是鄭和出使的主要目的，而沿途炫耀武威，則是附帶的行為。傳中所說的惠帝，即朱元璋長孫建文帝朱允奭.建文帝登極之初，鑒于諸王兵權過重，尾大不掉，曾決心進行削藩。

當時燕王朱棣公開反叛，以“清君側”為理由起兵北平，號稱“靖難”。靖難之役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有傳說他已逃亡海外，若果真如此，那豈不是禍根！因此朱棣遣鄭和出洋追查，以絕后患。《明史》的說法，以后修史者多有因陳，就是解放后出版的著述，完全承襲此說的也不乏其例，如許立群在《中國史話。三保太監下西洋》一節中寫道：“永樂皇帝(朱棣)派鄭和航海的目的是尋找建文帝，因為永樂篡了建文帝的帝位之后，建文帝失蹤了，永樂皇帝怕他逃到國外，將來回來復辟，所以派人去找他。”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也說鄭和下西洋的用意是“以探尋朱允奭蹤跡為首”。

然而，建文帝是否逃亡海外，卻還是懸案一樁。永樂年間修撰《明太祖實錄》，據載當朱棣的燕兵攻入南京金川門時，建文帝縱火焚宮，已死于宮火。清初開館修《明史》，史館諸臣對建文自焚的問題看法不一，雍正元年王鴻緒進呈《明史稿》，史稿之首有《史例議》一冊，論定建文帝必以焚死的內容竟占此冊的一半，若確如王氏之言，則尋找建文的說法就成了空中樓閣，于是史家們便試圖從其他方面，解釋鄭和下西洋的原因。

近人梁啟超據“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一語，在其《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一書中指出，朱棣雄主野心，想通過揚威的壯舉，達到震懾與籠絡海外諸國來朝受封的目的，其實只不過是“聊以自娛”罷了。李長傅的《中國殖民史》甚至干脆把下西洋的動機說是“耀兵異域”，別無他意。

與以上兩說不同，韓振華的《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載《廈門大學報》1958年第1期)、陳得芝的《試論鄭和下西洋的雙重任務》(載《歷史教學問題》1959年3期)、剪伯贊的《中國史綱要》(第三冊)、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部的《中國古代史常識。明清部分》等著述則認為，鄭和下西洋，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經濟意圖。

朱棣以燕王身分憑武力強占了侄兒允炆的帝位，自知“奪嫡”聲名不佳，遣使出洋炫武異域，使萬國來朝，并安撫或鎮壓那些逃居沿海島嶼和海外的不愿與他合作的臣民，自然不失為提高國際威望和鞏固統治的積極措施，另一方面還可打開一條通往西洋諸國的海上航道，擴大明朝官方的對外貿易市場，用中國精湛的瓷器、絞羅綢緞等手工業品，去換取外國的香料補藥、奇珍異寶，以滿足王公貴族的奢侈享用，這從鄭和統率的船隊被稱為“寶船”或“西洋取寶船”，即可得到證明。

不過也有人認為，鄭和一再遠航，又是出于建立廣泛的國際友好關系，瓦解朱允奭殘余勢力的政治需要;或說主要是為擴大對外貿易、借此增加財源的經濟目的。前者見于南京大學歷史系編寫的《中國古代史》(中冊)、馮爾康的《鄭和下西洋的再認識》(載《南開史學》1980年第2期);后者見于田培棟的《明朝前期海外貿易研究——兼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載《北京師院學報》1983年第4期)。

還有些人說，鄭和七下西洋，其使命應隨時間推移而有所不同。尚鉞的《中國歷史綱要》認為，15世紀初，帖木兒帝國崛起于中西亞，永樂二年(1404年)十一月，帖木兒調兵數十萬準備東征中國，但于永樂三年(1405年)二月死于途中，所以同年六月朱棣遣鄭和第一次出使，“大概是想聯絡印度等國抄襲貼木兒帝國的后方，牽制它東侵”，后6次則是為了“尋求通西方的航路和達到通商的目的”。

李光壁的《明朝史略》雖同意鄭和后6次的使命如尚鉞所述，但又指出第一次則帶有擴大貿易、提高“威望”、聯絡印度等國的三重任務。鄭鶴聲、鄭一鈞在《鄭和下西洋簡論》(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3年第1期)中認為，鄭和前3次下西洋，主要是為了和東南亞，南亞沿海諸國建立一種國際和平局勢，附帶解決“疑惠帝亡海外”的問題，后4次則主要是向南亞以西，繼續向未知世界前進，通過開辟新的航路，讓從來不通中國的海外遠國“賓服中國”。以上各家之言，無不持之有據，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哪一種說法才符合歷史的真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