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難題

西周令人向往，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留給我們一片云山霧罩。西周之后的時代，留下很多記錄，拿東周來說，至少有“春秋三傳”、《戰國策》和《國語》這些，外加諸子豐富的言論。再往后，就更不用說了。但西周不一樣，西周不是沒有記錄，《尚書？周書》里基本都是關于西周早期的，還有一本《逸周書》，當然《詩經》也勉強能算一部分。以這些文獻為底本，司馬遷湊合寫了《史記？周本紀》(但很遺憾他沒看過魏國史官編的《竹書紀年》)。但這些文獻有兩個特點，一短二散，主要的人物、事件都有提及，但很難形成一個完整的敘述。比如，“烽火戲諸侯”事件，在陳述上就犯了因果倒置的錯誤。

周秦銅車馬

但西周的歷史并不貧瘠，它有很大一塊埋在地下——青銅器上的銘文。周人從商人那里繼承了一個很好的習慣，遇事時，喜歡把大致經過刻在泥范上，然后倒模澆注成青銅器。比如，誰替周王打贏了一仗，賜一個大鼎，上面就寫誰在哪里大勝，俘虜了多少人、車、牛、羊和馬。歷史上到今天，這樣留下銘文的青銅器被發掘出來的相當多，銘文也相當豐富;而且，大部分銘文都能和傳世文獻中的人名、事件對應上，這就給《尚書》之類古奧難懂且字數有限的文獻提供了頗為充分的驗證和補充。于是，有人試圖利用青銅銘文結合文獻，重建一部《西周史》。

然而，這種嘗試有一個挺尷尬的不確定性。西周人的確留下了大量的青銅器，可還有多少長眠于地下？正當研究者依靠現有的金文材料，整理了翔實、完整的西周史事，還沒來得及出版，不知哪里又挖掘出了非常重要的貴族墓地，出土了銘文豐富的精美青銅器物，就很可能對研究者的結論和判斷造成致命打擊。那么，作為古史研究者，我們除了要嚴謹對待已出土的金文文獻外，免不了還要問一句：西周人哪來那么多銅原料制作青銅器呢？

南金！南金！

一般認為，離周人活動區域最近的大型銅礦位于晉南的中條山，迄今仍是重要的銅礦石產地，這或許是周武王把兒子唐叔虞分封在晉南的一個因素。但考古研究顯示，構成西周大量青銅器的銅礦石原料并非來自靠近西周核心區域的山陜等地。事實上，今天出土的西周青銅器中，有相當一部分的礦料，來自長江中下游的鄱陽湖平原周邊，這里仍是中國最主要的銅礦產地，這一地區的大冶、瑞昌、德興、銅陵銅礦還在繼續開采，而且保留了大量商周以來的遺址。

研究人員甚至模擬出商周時代獲得江南銅料的路線，就是從河南信陽穿過大別山，出豫、鄂之間的武勝關，途經武漢——北京到武漢的高鐵也走這條路——就可以一路向東抵達江西的瑞昌、銅嶺等礦區。(但另一項基于“鉛同位素考古”的研究顯示，商代的銅、錫、鉛等礦石來源可能還要遠到長江上游的滇東北一帶。)可以肯定，西周人最早接替商代的統治時，也繼承了商人在長江流域的采礦業，當然，銅礦的開采者和運輸者都是當地人。

大量文獻也證實了周人對銅料的品味。《周禮？夏官司馬》提到“東南曰揚州”時，認為該地“其利金、錫、竹箭”，這和《尚書？禹貢》描述“淮、海惟揚州”的貢賦時，將“惟金三品”置于淮河流域人群貢品的首位基本一致——這里的“金”就是銅料。

當然，貢物不是白給的，誰替周王負責征收這些銅料呢？據《逸周書？王會》記載：周成王在成周(洛邑)接受四夷貢獻時，“周公旦主東方所之”。周公不但擅長“解夢”，還是成王的叔父，第一代魯侯伯禽的父親，成周洛邑的營建者。事實上，周公及其后裔都肩負著為周人征集南方銅料的重任。春秋時期，周公的后人魯僖公在《詩經？泮水》說自己仍能“既克淮夷”，并提及淮夷進獻的寶物——“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即大龜、象牙和南方的銅料。

現在，除了為周人掌管銅料征集的魯人外，還知道這些原料的更下級來源——淮夷。至于銅礦的直接開采者，顯然是生活在鄱陽湖平原周邊的原住居民。不管怎樣，周人認準了淮夷就是銅料的源頭，可淮夷愿意老老實實地獻上銅礦原料嗎？答案是否定的。“既克淮夷”中的“克”字生動地表現了周人維持銅料的手段。這不是一個關于禮儀和朝貢的故事，懾于周人的武力，淮夷只有源源不斷地獻上周邊地區的礦物資源。

頗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量凝聚了淮夷血汗的青銅器銘文顯示，周人與淮夷諸族間的大規模族群沖突，從周昭王、穆王時期后便屢見于西周金文，比如《錄(冬戈)卣銘文》提到：“淮夷敢伐內國……”雖然，周人方面的銘文記錄總是把自己描繪為正義的一方，把淮夷呈現為犯上的“叛亂者”，卻從來不提淮夷叛亂的理由，而僅僅表示，淮夷們再次為自己的不軌繳納了多少悔過的“吉金”，“大賂南金”中的“賂”字仿佛就是淮夷們屈辱的罰單。從一個更全面的視角，我們或許應該明白，這些加倍的“罰金”反過來構成了淮夷下次叛亂的理由。

“六師”的妙用

為什么受傷的總是淮夷？當然，越往后，周人在淮夷那里就越難討到便宜。在西周絕大多數時間里，不管是否打得艱難，如《禹鼎銘文》所述，即使經歷了“國人暴動”，可周厲王在對噩侯馭方及南淮夷、東夷的戰斗時，勝利還是站在周人一邊

比淮夷更能體會面對周人時那種痛苦的無助感的，就是商紂王。《周本紀》提到，當年武王和姜子牙用“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外加“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等西土八國面對紂王的大軍時，商、周一交兵，然后，然后就沒了。因為，虎賁、甲士以及八國的人力資源紂王也有，唯獨差了“戎車”。戎車，就是《詩經·大明》里的“檀車煌煌，駟騵彭彭”——四匹馬拉的戰車。的確，有人會說，殷墟車馬坑里還躺著若干輛馬車呢。但考古證據已有定論，商人本身沒有馴馬的記錄和遺跡，包括車馬坑里馬骨在內的商代中晚期馬匹遺存，都是外來輸入的。所以，殷墟車馬坑里的馬骨和車轱轆，很可能就是商代晚期所擁有馬匹和戰車的全部，基本上是從周人那里進口的。坦率地說，紂王不會沒駕過馬車，但要用馬車交戰，他還真沒那么多。

這樣的問題，淮夷也遇到了。與噩侯馭方一戰中，周人打得非常艱辛，連精銳“西六師”和“殷八師”也沒打贏。但隨著周厲王派遣武公率“戎車百乘、斯御二百、徒千”(兵車百輛和徒御—千二百人)，最終勝利了。按理說，淮夷應該不缺人，缺的是戎車。而這就是周人對淮夷等東部人群所向披靡的關鍵。

再進一步說，戎車由兩部分組成，駕駛裝置和動力裝置，制備駕駛設備的車架容易，只要有木料和手藝就行。但動力裝置——馬匹——不是哪里都有的。古人按照“陰陽五行”的說法認為，馬是“火畜”，喜歡高寒的環境。這是一種認識誤區。理論上，馬能生活在任何合適的海拔和緯度。但是作為一種有蹄類動物，多雨和圈養環境導致的“腐足病”等有蹄類常見病，客觀上限制了馬匹在平原低洼、多雨環境下的大量繁殖(黃牛、綿羊、山羊亦然，水牛除外)，尤其是畜牧技術相對薄弱的古典時代;相反，在寒冷、干燥的高海拔地區，馬匹能健康地生活。和東部人群相比，周人生活的黃土高原不但更適合馬匹繁殖，也更接近漠南草原等牧場。有了馬和車，不管是淮夷還是東夷，一切都好辦。

不過周人還有個問題必須解決，我們都知道周天子有“六師”，比如《竹書紀年》提到，周昭王十九年“喪六師于漢”。雖然不清楚“一師”要配備多少輛戰車，但按照一輛戰車四匹馬的基本配置(南宋陳博良在《歷代兵制》中設想西周“王畿千里，車萬乘，六軍遞用千乘”可能太多了)，常備這些部隊需要保有的馬匹數量就相當可觀了。

而“六師”中大量用到的馬匹，就不可能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竹書紀年》記載，周厲王的父親，周宣王的祖父夷王，就曾“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伐戎的理由是“夷王衰弱，(太原之戎)荒服不朝”，參考不貢“南金”就遭周王討伐的淮夷，那么“獲馬千匹”顯然不是戰利品，而是直接目的了。這個“太原”不是今天的同名地點，而是寧夏固原一帶，這個涇水上游高廣空寒的高原，也是后來頻頻為宣王、幽王提供戎警的獫狁的故地。同期的《虢季子白盤銘文》提到，周夷王還命虢季子白，率軍在洛河的北部擊敗過獫狁，不同的是，這次只有斬首五百、俘虜五十，沒有獲得馬匹。這次事件被記錄在表彰虢季子白的青銅器上而流傳下來，而制作這件銅器的礦料很可能來自淮夷。

周人此時對獫狁/犬戎還保持了足夠的勝率，一方面是因為周人組織有序，軍隊陣容龐大、兵員充足，另一方面他們控制著東亞最豐富的戰略金屬資源。那些源源不斷流入西周腹地的青銅原料既可以被加工成賞賜諸侯，彪炳功勛的重要禮器，也可以鍛造為持兵、車右之徒手中的兵器，或是馬具、車具。兩者的有機結合決定了此時是周人屢屢擊敗獫狁，并奪取了后者重要的生計資源——馬匹。

周天子的事業

南求銅料，北索良馬，理論上看，這的確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業。正是這種完美的運轉，使得此時的周人尚能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我把這種策略概括為：以犬戎之良馬勝淮夷，以東夷之利兵克犬戎。然而，勝利并不總是站在周人一邊，淮夷和犬戎也不會永遠都是周人隨意征服的對象。

淮上之地位于東亞中緯度偏南湖、河發達的平原地帶，泥沼與溪流總有一天會羈絆疲憊的馬蹄和松弛的車輪。“喪六師于漢”，南征不返的昭王在生前最后的時刻，或許對此最有發言權。一旦發生“西六師”、“殷八師”同時被敵的情況，兵員和戰車(戰馬)的損失，就會越來越緊迫地將遞補需求，困擾著西周的“國人”和犬戎，并將這種來自外部的壓力反射到周人自身。依靠武公的戎車擊潰噩侯馭方的是周厲王，但最終被“國人暴動”推翻的也是他，有人認為是堪比虢石父的榮夷公“好利”所致，但種種跡象表明，這個因果邏輯存在諸多缺環。

不管怎樣，解民于倒懸，還是越陷越深，是西周諸王留給子孫的難題。就在尋求解答的道路上，西周君臣漸漸動搖了自身的根基，為東亞舞臺上新的主角鋪設了登場的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