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秦代齊郡黃縣(今龍口市)人，中國早期偉大的航海家和中、日、韓、交往的先驅者。徐福，字君房，是秦朝著名方士、曾擔任秦始皇的御醫，出生于戰國時期的齊國。

徐福的事跡，最早見于司馬遷的《史記》。從以上記載看，在二千多年以前的秦代，徐福率領由數千人組成的船隊遠航海外，無疑在中國航海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在中華民族走向世界的歷史上，也是一個有重大而深遠影響的事件。徐福率幾千人東渡海外，是他長期準備和精心策劃的一個舉動，徐福之所以要遠赴海外求發展，有極為深刻的歷史背景。

徐福作為一個方士，對秦朝當時的現狀有清醒的認識，他不滿秦的暴政，想尋找一個躲避暴政的世個桃源。他自幼生活在山東沿海地區，對山東半島地理環境和經濟狀況了如指掌，又親眼目睹了沿海地區人民遠走海外的事實，了解到秦始皇追求長生不死的心理，幾經運籌，精心準備，在得到秦始皇批準的有利條件下，打著官方旗號，組織起一個能在海外生存和發展的數千人龐大集團和準備了豐厚的物資，然后毅然揚帆東渡，進行了一次有組織、有目的的海外大移民。徐福及其率領走向海外的移民集團最終去了什么地方？由于當時信息不通以及歷史、地理知識的所限，司馬遷在《史記》中并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只是稱其在海外發展了“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晉宋時期成書的《三國志》和《后漢書》則稱其去了夷洲和澶洲。

夷洲和澶洲究竟是什么地方？史籍也無明確結論。《后漢書·東夷列傳》中記載：“會稽海外有東人，分為二十余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

這段話雖然也未明確指明徐福一行到了日本列島，但是卻將它放在《東夷列傳》中的《倭國傳》之后;再者浙江沿海以東當時有二十多個以上小國的地方，也只能是日本列島。近年來，學者們圍繞徐福故里和徐福集團東渡之事件，從考古學、歷史學、航海學、民俗學等多學科進行全面的研究和探討，徐福集團東渡日本之事已經成為中日兩國人民所普遍認可的事實，徐福的形象在后人心目中也逐漸清晰起來，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徐福當年率大批移民到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是將中國傳統文化和生產技術向海外的一次大規模傳播，對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列島的社會發展和進步無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日本社會正是在徐福東渡以后由原始社會進入文明時代。徐福應是當之無愧的中、日、韓友好和文化交流的第一使者。直到今天，徐福仍是中、日、韓人民友好交往的一面旗幟。

徐福東渡是否到了日本，這是諸謎中爭論最為激烈的一個。有學者認為，三神山一般是指日本國。日本還保存有很多有關徐福的遺跡，如徐福登陸地、徐福祠、徐福冢、徐福井等。其佐賀市、新宮市等地都被傳為是徐福當年登陸日本的地方。但也有學者認為徐福最終的目的地是韓國。因為韓國也有有關三神山和徐福東渡的傳說和曾活動的遺跡。此外，還有說去了南洋的，也有說到了海南島的，更有說到了美洲的。這種說法認為，徐福東渡是先到了日本，后來又到了美洲，并在美洲自立為王不歸。檀香山遺留下帶有中國篆書刻字的方形巖石，舊金山附近有刻存中國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這些古代文物是當時徐福這批秦人經過時所遺留的。而墨西哥灣地區有批居住山區的黃種人，據稱是秦采藥人的后代。

在近現代，早在“五四運動”前夕的1918年，陶亞民先生首先發表了《徐福事考》一文，王輯五先生把研究徐福與研究中日海上交通史結合起來，提出了一些新觀點，當時一些著名史學家，如汪向榮、衛挺生等，也參與了這一研究。1981年，汪向榮先生再論“徐福東渡”，又重新掀起了徐福研究的熱潮，而且一改其年輕時認為司馬遷在《史記》里只是原原本本地記載了“方士們的不真實的宣傳”，認為“徐福是實在的人物，他的入海是為了逃避始皇帝的虐政，是有計劃的海外移民。”他還指出：若對中日關系史和日本古代史發展過程進行認真觀察、探討的話，也不能輕易地否定這一傳說。近二十年來，這一研究取得了不少矚目的成績。一些中國有影響的史學元老和中青年史學工作者也對這一課題頗感興趣。如復旦大學的吳杰教授、遼寧大學的孟憲仁

教授、天津社科院的王金林教授、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的王勇教授等，都曾立著論述。另外像臺灣的彭雙松教授、日本的梅原猛教授、壹岐一郎教授、水野明教授等也都對這一課題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然而，由于《史記》對徐福求仙事的記載“語焉不詳”，使得這個歷史事件成為一宗千古疑案，史學界不少人把它看成是一只燙手的山芋。近些年來，雖然有人試圖從考古學、人類學、航海史等多角度來佐證這一歷史事件，但很難有突破性的進展。要說認同，只有兩點，一是歷史上確有徐福其人，二是確實下過海。至于其出身在何處，在哪兒出海，出過幾次海，東渡的目的是什么，最后到的“平原廣澤”究竟是什么地方，這一切還都是爭論的焦點。因此，有些史學家就提出，單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徐福與日本的關系，容易陷入空論與臆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