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紂王稱號及罪狀的來歷

《尚書》有記載，周武王伐紂時，開列了紂王六條罪狀：

一是酗酒;

二是不用貴戚舊臣;

三是登用小人;

四是聽信婦言;

五是信有命在天;

六是不留心祭祀。

這是“原始罪名”，照這些罪名，商周無非是“昏庸”而已，似乎不至于“暴君”。

到了春秋時期，紂王的罪狀卻又增加了一條，即

七、“比干諫而死”，而且到了戰(zhàn)國時期，對于比干的死也有了不同的說法。

《史記“九侯女不意淫，紂怒，殺之”等等。從此，歷代史家說起暴君必數(shù)夏桀、商紂。到晉朝，商紂王又多了

八、“解剖孕婦讓蘇妲己看胎兒模樣”的罪狀，還有其他離奇的情節(jié)。

這時，商紂王已變?yōu)楹翢o人性的暴君。明朝虛構(gòu)小說《封神演義》，更是奠定了商紂王“衣冠禽獸”的民間印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暴君”形象是逐漸累加形成的。

商紂王、殷紂王，是周人對商代末代君主侮辱、蔑視性的稱呼。

《說文解字》中對謚法的解釋是：“殘忍捐義曰紂”。而現(xiàn)有《逸周書》的“謚法”篇，卻恰恰沒有這一句。紂字，在《古文尚書》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壞蛋辛的意思。王，是周人對國君的稱呼。這里面昭示著這樣一個事實：周人從未達到商人那樣的強力統(tǒng)治。周人滅商，是糾集所謂的“八百諸侯”的共同行為。而這些諸侯，只是同盟軍，而非蕃屬，對于周王室的認(rèn)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對其的控制力和約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們相安無事，根本指揮不動。因此，終西周一朝，與這些諸侯的戰(zhàn)爭貫穿始終，并最終滅于諸侯。而周人本身，雖是諸侯中武力強盛的，卻與煌煌大商相差甚遠(yuǎn)。

所以，在未滅商之前，周稱之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滅商之后，亦稱之為“大邦殷”、“大國”，而自稱“小邦”。

周武王滅商后，因殷人眾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而徹夜難眠。周人不可能、也沒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為天下共尊的上帝。商王朝神權(quán)、王權(quán)的激烈的黨爭，使人對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設(shè)教”作用和效能不無懷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創(chuàng)此類宗教，故而只能居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稱帝。周王朝自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武王發(fā)所延續(xù)下來的稱王的習(xí)慣，被其不自覺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現(xiàn)商紂王、帝紂這些滑稽的稱謂。周王稱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無此類證據(jù)。

商周之際的獨特存在的同一段歷史出現(xiàn)兩種正史，是西周以小博大帶來的后遺癥，是官方意識形態(tài)和民間意識形態(tài)勢力相當(dāng)?shù)慕Y(jié)果： 西周官方意識形態(tài)在長期成為主流，成為正史，但商人記錄的歷史卻并沒有在西周的封殺和圍剿下消失。歷史上帝辛的罪狀是“千年積毀”、“層累地選成”的結(jié)果：

首先是他的生死仇敵周人，周人自大王季歷起便大肆擴張，周王季歷的擴張，引起了帝武丁的警覺，帝武丁十二年，殺周王季歷。繼季歷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謂的周文王，更是變本加厲，帝乙二年，周伐商，敗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覺，為黎之搜——在黎舉行軍事演習(xí)，后來拘周侯昌，囚之羑里，并殺之。

兩代周王的命運，使商周成為死仇。繼位的周武王在厘清內(nèi)政的同時，觀兵孟津，為報仇雪恨，攻伐大商做準(zhǔn)備。然而帝辛積威甚重，使用武王畏懼極甚。第一次觀兵孟津，諸侯皆曰可伐，武王卻因害怕而托詞“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戰(zhàn)前夕，周武王仍戰(zhàn)戰(zhàn)兢兢，不敢應(yīng)戰(zhàn)，是呂尚強迫其出戰(zhàn)，才不得已而賈其余勇勉力一戰(zhàn)。對大商的仇恨、對帝辛的畏懼，使得周人不進一切地詆毀、抹黑自己強大的對手，以建立戰(zhàn)略聯(lián)盟，激起將士的同仇敵愾，減輕自己的畏懼和恐慌。

其次是商代內(nèi)部叛徒、內(nèi)奸，貶毀帝辛：一、神棍們，他們制造出帝辛罪狀中的“昏棄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祗，遺厥先宗廟弗祀”、“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狀。二、王黨內(nèi)部的叛逆者。這一類人又可分為兩個群體。一個群體是以微子、箕子、比干為首的王族反對黨。這是一群帝祖甲禮制改革的犧牲品。另一個群體則是商王朝的貴族。這兩群人雖利益不同，但目標(biāo)是一致的——帝辛。

帝辛重用費中，飛廉、惡米一班人，他們幾個是拋棄了自己的氏族來邦助帝辛的，這在當(dāng)時是不允許的，引起了公憤。因而，帝辛的罪狀中的“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來。而神棍們、王族反對黨、貴族們的怨言亦成為帝辛的罪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力行無度，播棄犁老”、“崇信奸四，放黷師保;屏棄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

再有先秦諸子為證明自己觀點的需要，無不“案往舊以造說”，以歷史來證明自己的政治主張。這也是為什么“層累地造”的中國古史誕生于戰(zhàn)國的原因。帝辛被作為反面典型，為證明仁義重要，就舉帝辛不仁不義的事例;為證明尚賢、用賢的重要，就舉帝辛殘害忠眾以亡國的教訓(xùn);為證明天道亡國，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脛”、“刳剔孕婦”的實例;為證明防微杜漸的作用，就制造帝辛“為象箸”，等等由此造就了“千年積毀”的商紂王。

子貢作為孔門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以其豐富的政治經(jīng)驗和敏銳的政治感覺，一語道破了“千年積毀”現(xiàn)象的本質(zhì)：“天下之惡皆歸焉”，所有的曾經(jīng)見過的罪惡和所有的人們能想象到的罪惡，都“歸”于帝辛的頭上。所以“君子惡居下流”，千萬別當(dāng)失敗者，其結(jié)果是極其可悲的。在中國歷史上，亡國之君的下場都極可憐，但象帝辛這樣被肆意抹黑的卻絕無僅有。

通觀帝辛的罪狀，有幾點引起人們的注意：一是越是可信度低，越是罪狀滋多;二是越是史料少、年代久遠(yuǎn)，帝辛的罪狀就越具體、詳實。三是帝辛的罪狀和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罪狀是如此相似，幾乎如同出自一個人的手筆。

顧頡剛發(fā)表過《紂惡七十事發(fā)生的次第》，指出紂的罪惡在周人的《尚書》中只有六點，戰(zhàn)國書中增加了二十七事，西漢書中增加了二十三事，東漢時增加了一事，東晉時增加了十三事，于是商紂就變成了自古未有的殘忍暴君了。顧氏通過仔細(xì)的考證，徹底洗清了潑在帝辛身上的污水濁泥，還其本來面目，與郭沫若的論證相表里，使帝辛做為一個“武王”的形象重現(xiàn)人們面前。這也使孟子的紂王有“故家遺俗，流風(fēng)善政”的說法有了落腳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