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程朱理學的興起就文化成就而言，可以說把華夏文明推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它也帶來很多負面的因素，比如“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論調進入公共道德空間，成為法律之外的無形繩索，使得私人空間再無自由可言。因此明代謝肇淛在其所著《五雜俎》中曾下過如此斷論：“男色之興……(因)宋人道學，此風亦少衰止?！?/p>

既然同性戀者之間的愛情不被寬容，則同性戀者的情欲遂降低為純粹的低級的生理發泄，造就了營利性男妓的蓬勃興盛。五代至北宋人陶谷撰著的《清異錄》就說：“四方指南海為煙月作坊，以言風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戶將乃萬計，至于男子舉體自貸，進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風月作坊也。”

隨著整個社會對男色活動的自覺抵制，政府也開始介入其中，對男風充斥的現象進行打擊，陳師道寫的《萍洲可談》云：“書傳載彌子瑕以色媚世，至今京師與都邑無賴男子，用以圖衣食，蓋未嘗正名禁止。政和間始立法，告捕男子為娼，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顯見從事男色活動是公認的非法行為了。

官府更貼出“禁男淫文”之類的公告，用威脅和恐嚇的語氣宣稱要對男妓采取措施，如“宜斷其鉆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說白了，就是要把男同性戀者的陽具切掉，再把肛門堵上。不過山高皇帝遠，京城法網嚴密，但其他地區的男色色情業放縱如舊，以至于周密在《癸辛雜識》感慨地說：“……吳俗此風(指男娼)尤甚。新門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比比求合。其為首者號‘師巫’‘行頭’，凡官家有不男之訟，呼使驗之，敗壞風俗，莫此為甚。然未見有舉舊條以禁止之者?！?/p>

相較于宋朝對同性戀者的管制，與之對峙的北方政權則相對寬縱，在某些時期，妃嬪與侍女之間的同性戀關系甚至是公開的。比如《金史·海陵紀》載：“凡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號‘假廝兒’。有勝哥者，阿里虎與之同臥起，如夫婦。”宮中有一位廚娘三娘看不慣阿里虎的作風，向海陵帝告密。不料海陵帝自身就是一荒淫之主，哈哈一笑不以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