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歷史上，隨著漢文化的傳播，漢字也擴散到了越南、朝鮮半島、日本等周邊地區，成為一種通行于“漢字文化圈”的超民族文字。但如今嚴格說采用漢字的國家卻只有中國和日本，越南及朝鮮半島在表面上已退出了漢字文化圈。尤其是在越南，漢字竟已被廢除近百年，而拉丁文字成為其國家的正式文字，時過境遷，令人唏噓。

“儒字”的傳播

公元前111年，漢軍三路起兵，滅亡在秦末戰亂中割據嶺南的南越，在其故地設置7郡，其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天的越南境內。起初，這里的居民對中原文化是全然陌生的。所謂“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從西漢所置縣名也可窺豹一斑，在交趾與九真郡的17個縣里，只有“安定”屬于“錫以嘉名”的漢化名稱，諸如“北帶、西于、胥浦、無切、無編”之類顯然都是當地土語的漢字音譯而已。

但是，在漫長的“郡縣時期”(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39年，越南稱“北屬時期”)，一批批漢人移居到越南，包括領主、官吏、商人、手工業者、失勢的舊臣和罪犯……“(越南本土的)雄王文化發展到公元初期，似乎突然停滯不前了。不論考古學家的鋤頭挖到哪里，發現的都是遍布各地的漢式古磚墓，隨葬品也都是漢式的……”到了三國時期，名士許靖選擇從會稽(今浙江紹興)上船躲避戰亂，一路經過今粵、閩兩省，在其眼里卻是一片蠻荒，只有到達“土廣人眾”的交趾后才算是重新見到了“漢地”。

漢人南下，華風漸起。漢代的任延、錫光分別在九真和交趾“建立學校，導之經義”，漢字隨之傳入越南。一開始漢字在越南傳播就是為了滿足儒家文化播遷的需要，故而漢字在越南也被稱為“儒字”。

到了隋朝開辟科舉取士之先河后，唐承隋制，通過進士、明經等科舉考試，廣泛網羅人才。除了朝廷在安南各州縣開辦的官學之外，各種私塾和鄉學也大有發展。這對漢字在安南的傳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致在越南語中形成了“漢越音”——每個漢字都有對應的“漢越音”讀法，其承載的當然是唐代的中原漢語語音了。譬如《舊五代史》記載“(后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說明當時的中原語音發生了變化，因為避諱的關系開始把“戊”讀成“武”了;而在漢越音中，“戊(mau)”與“武(vu)”的發音仍舊是截然不同的。

唐代安南士人的漢字造詣已經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愛州日南縣(今越南清化省安定縣)人姜公輔是安南士子參加中原科舉取得最高成就的典型代表。此人進士及第，唐德宗時官至諫議大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全唐文》收錄了他的《對直言極諫策》和殘缺的《白云春海賦》，姜公輔在漢文化方面的水平直可以傲視許多中原知識分子和政治家，越南論者更是尊其為“安南千古文宗”。

“字喃”的嘗試

十世紀時，越南以邊藩自立。但是此時，經過一千多年中國文化的浸潤，漢字在越南社會各個領域已根深蒂固。1070年，越南李朝在升龍城建立文廟。1076年，李朝在文廟旁修建國子監，專供皇親國戚及權貴子弟接受漢字和漢文化教育，后來教育對象逐漸擴大，也接受天資聰慧的布衣子弟就讀。1075年，越南首開科舉，此后成為歷朝取士的重要途徑，其科考內容、形式和組織方法皆以中國為宗，在越南八百多年的科考史中，進士多達2818人。

作為越南封建國家的正統文字，漢字逐步培養和完善了越南的學術和文學傳統。李太祖所作的《遷都詔》被認為是越南現存最早的歷史文獻和書面文學作品;而黎文休的《大越史記》、潘孚先的《大越史記續編》、吳士連的《大越史記全書》等著名歷史典籍也都是用漢字寫就的，可以說越南的歷史是依靠漢字才得以記載和流傳下來的。

但是，與日本和朝鮮半島一樣，越南在漢字運用中也遇到了一個問題：“國之語音，異乎中國”，即漢字無法完整、準確地表達他們的語言。日、朝對此的解決辦法是分別發展出將漢字用作記音符號的“萬葉假名”與“吏讀”，并最終形成了本民族的拼音文字——平假名/片假名與“訓民正音”。越南則是另辟一途，這就是“字喃”，意即“南國之字”。

在十三世紀，字喃已趨于系統化，并用于文學作品。胡朝(1400-1407年)的皇帝胡季犛曾將《尚書·無逸篇》譯成字喃教授宮女;西山朝(1771-1792年)的阮惠規定每場科試的第三場要求考生用字喃作答;到了十八世紀上半葉至十九世紀上半葉，隨著《征婦吟曲》、《宮怨吟曲》、《金云翹傳》等古典名著的問世，字喃文學發展到了鼎盛時期。

但是，字喃是以漢字為基礎，借取整個漢字或漢字偏旁，采取漢字中的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法創制而成。每個喃字的組成都需要一個或幾個漢字，并且無論是通過形聲、會意或假借方法復合的喃字都多以漢字讀音來視讀，譬如“五”字，字喃寫做“南五”，以“南(nam)”表音，“五”表義。這實際上與早期白話文創制的“很”、廣府話自制之“嘅”(的)毫無二致，本質上是對漢字的補充。甚至可以認為漢字和字喃其實只是一種字，因為字的構造成分完全相同。

故而，學字喃必須先學會漢字。但字喃較之漢字更加難讀、難寫、難記，這就使這種“南國之字”無法進入不諳漢字的民間。至于科舉出身、掌握漢字的精英階層，也更愿意使用承載著圣賢之道的“儒字”，因此字喃始終未能取代漢字的地位。

無心插柳的“國語字”

其實，早在西山朝企圖推廣字喃之前的一個世紀，另一種迥然不同于漢字(及字喃)的文字已經出現了。來自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兩個天主教傳教士于1615年1月18日來到峴港，建立了一座教堂，開創了西方傳教士到越南傳教的先河。這些傳教士帶來了一些西方先進的知識和新奇商品，并懂得運用神奇的西藥治病驅邪，因此頗具吸引力，發展了越來越多的教徒。

早期的西洋傳教士，為了盡快在東亞傳播上帝的“福音”，循大名鼎鼎的利瑪竇所開先例，積極學習當地文化。不過與利瑪竇走的是士大夫上層路線不同，后來傳教士的對象基本都是目不識丁的底層民眾，于是他們紛紛開始用自創的拉丁字母文字記錄越南語。

法國傳教士亞歷山大·德·羅德(Alexandre de Rhodes)在1651年編撰完成一部《越南語-葡萄牙語-拉丁語字典》被視作“國語字”(Ch？ Qu？cNg？)產生的重要標志。越南牧師杜光政經過周密的考察研究后得出結論：“現行的國語字是17世紀在越南活動的眾多天主教牧師(與一些越南教徒的默默合作)共同創制出來的。概括來說他們運用了拉丁字母，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了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和希臘文的聲一調，合起來造出了我們所用的文字。”

類似的局面在鴉片戰爭后的中國東南沿海也曾經再現，當時的傳教士為了在老百姓中傳教，曾經根據各地方言創造了好幾種羅馬字，影響最大的閩南話“白話字(Pe？h-oē-jī)”一直使用到20世紀。而與中國東南沿海的情況一樣，國語字起初也只是用在宗教場合，用來翻譯《圣經》和編印教義材料，真正改變其地位的是法國的侵略。

1858年，法軍炮轟峴港，打開了越南的國門，并用將近30年的時間將整個越南變為其殖民地。侵略者將漢字視為中越歷史文化紐帶、法國殖民統治的障礙，遂強迫使用國語字，揚言“當這種與進步不相容的漢字還作為唯一的交流思想的工具的時候，只有發展法國-安南學校，用拉丁字母代替漢字，這是促使轉化的最有效的方法”。1917年，法國殖民當局悍然下令全面廢除學校的漢字教育;1919年7月，順化的傀儡朝廷頒布《皇家詔旨》宣布廢除科舉，漢字(及依附其上的字喃)被迫退出了越南的歷史舞臺。

但法國人的目的不過是“首先以歐洲字母拼寫安南語言的被稱為‘國語’的文字取代(漢字)，然后再以法文取而代之”。國語字的使用只限于小學低年級的越、法雙語教育，小學高年級和中學以上，法語處于獨尊地位。“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之后，在一個較遠的未來，它(越南語)可能走向消亡，給這個國家未來的法語留下一些單詞。正像瓜拉尼人的語言為巴西的葡萄牙語貢獻了許多詞匯一樣”，殖民者已經發出了這樣的叫囂。

雖然侵略者對于國語字的態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國語字本身也并非無可指摘，譬如沒有f，卻以ph代之，d用來表示z，而常見的d在國語字中反而是？;但它畢竟易學易懂，遂成為民族志士傳播革命思想、爭取民族獨立的有利工具。1945年9月2日，在河內巴亭廣場，胡志明宣讀了他親自用國語字撰寫的《獨立宣言》，莊嚴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誕生。

隨后，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國語字就成為越南的官方正式文字。1946年頒布的憲法第18條甚至規定：“被選舉人必須是具有選舉權的公民，年齡不小于21歲，必須會讀、寫國語字。”這似乎不能完全歸咎于民族主義下的“去漢化”。畢竟胡志明諳熟漢語漢文，另一位領導人長征的姓名也是直接來自這兩個漢字;何況當時連毛澤東主席都一度認為“拼音文字是較便利的一種文字形式。漢字太繁難，目前只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毛澤東書信選集》第454頁)

今天的越南，國語字的官方地位已經無可動搖，字喃則已成為只有極少數專家才能識讀的死文字，至于漢字，仍意外存在于越南僧尼的學習之中——畢竟漢傳佛教的典籍都是用漢文書寫的。昔日的國語字借宗教而進入越南，今天漢字也借宗教而在越南存續，這或許就是歷史的詭異之處吧。

參考文獻：

蘇彩瓊：《越南文字的變遷與民族意識的發展》，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梁茂華：《越南文字發展史研究》，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