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曜(362年—396年)，字昌明，中國東晉第九任皇帝(372年—396年在位)。他是晉簡文帝司馬昱第六子，母為李陵容。

司馬曜四歲時被封為會稽王，372年晉簡文帝駕崩前夕被立為皇太子并繼承皇位，時年十一歲。最初由大司馬桓溫輔政，373年桓溫死，又由從嫂崇德太后褚蒜子臨朝聽政。376年太后歸政，實權由謝安為代表的陳郡謝氏掌握。383年在謝安等的輔佐下，擊敗前秦大軍，贏得淝水之戰的勝利，保全了東晉王朝的國運。

司馬曜利用士族門閥人才斷層的空檔期，致力于沖破門閥政治的格局，恢復司馬氏皇權，遂以其弟司馬道子代替謝安執政，并成為東晉開國江左以來最有權力的君主。但他耽于享樂，沉湎酒色，又與司馬道子爭權，形成“主相相持”的局面，造成朝政日趨昏暗。后因司馬曜與寵姬張貴人酒后戲言，導致張貴人一怒之下殺了他，享年三十五歲。死后廟號烈宗，謚號孝武皇帝，葬于隆平陵。

司馬曜擅長書法和文學，有集二卷，已亡佚;《淳化閣帖》收錄其書法作品《譙王帖》。

司馬曜的政治舉措有哪些

政治

孝武帝當政的最大特點就是皇權的恢復。自司馬睿開國江左、與瑯琊王氏“共天下”以后，東晉皇帝“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這就是所謂的門閥政治。七十年來，瑯琊王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相繼粉墨登場，左右朝政，架空皇帝。孝武帝之父簡文帝司馬昱臨終時，甚至都產生了放棄天下、讓與桓溫的念頭，可見司馬氏皇權已跌落到最低點。孝武帝即位后，謝安為代表的陳郡謝氏當國，孝武帝也只能“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淝水之戰后，孝武帝展開了對皇權的伸張，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在短短幾年間排擠了陳郡謝氏，成功實現了“威權己出”。孝武帝之所以能迅速沖破門閥政治的格局而恢復皇權，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自己的能力和才干，而是因為士族門閥日趨沒落，到此時人才已凋零殆盡。正如史學家?？偙笏f：“掌握東晉政治軍事大權的高級士族開始有王導、王敦，其后有庾亮、庾冰，再后有桓溫，而到孝武帝時，卻沒有這樣一些可以左右政局使君主俯首聽命的人物了?！弊偳G州的桓沖沒有乃父的能力與威望，且在淝水戰后不久死去;謝安雖對淝水之戰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但在戰后就屢遭讒毀，處于功高不賞的尷尬境地，再加上他本人仍不失名士風骨，不愿兵戎相見，遂主動交出權力。孝武帝正是抓住了士族門閥無人的機會，恢復皇權終見成效。

孝武帝伸張皇權，主要依靠的是胞弟瑯玡王司馬道子，他正是用司馬道子來取代謝安的地位，進而鞏固了司馬氏的皇權。孝武帝對于另一宗室譙王司馬恬也“深杖之”。此外，孝武帝還大力提拔儒學寒士，以排擠玄學士族，代表人物有徐邈、范寧、王雅、車胤等。孝武帝恢復皇權，為時人所矚目，如范弘之致司馬道子箋中說：“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強臣，中宗(元帝司馬睿)、肅祖(明帝司馬紹)斂袵于王敦，先皇(簡文帝司馬昱)受屈于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司馬道子)光贊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23]劉波上孝武帝疏則言：“往者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群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司馬道子)賢俊，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可見孝武帝確實達到了“親覽萬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目標。

但是，孝武帝和司馬道子并未能妥善運用權力，反而因其貪圖享樂、沉溺酒色而使朝政日益昏暗。史稱其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孝武帝)昏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绷硪环矫妫⑽涞酆退抉R道子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雙方以其親信搶奪地盤，形成“主相相持”的局面，盡管如此，正如史學家田余慶所言：“但有太后(李陵容)周旋制約，終于使孝武帝不廢黜道子，道子亦不危及孝武帝。終太元之世，孝武帝與道子始終維持著雖相依維、復有矛盾的關系，這種關系，正是時局雖然紛壇坦迄無內戰的原因之一?！比欢?，隨著孝武帝突然遇弒，繼位的晉安帝是智障人士，權力遂盡歸道子父子，孝武帝遺留的矛盾迅速升級，加上桓玄為代表的士族門閥卷土重來、孫恩為代表的道教勢力勃然興起，很快引發了東晉末年的一連串內亂與混戰，最后司馬氏皇權與士族門閥在戰亂中同歸于盡。

經濟

孝武帝時，在經濟上實行了賦役改革。西晉時行占田課田制，無論田之有無多少，一律按一夫五十畝計稅，共收田租四斛。東晉成帝年間，又改以田畝為準，丈量百姓之田，按一畝三升征稅。到了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年)，又依據形勢變化，恢復了西晉以人丁為準的賦稅方法，王公以下每口征稅三斛，在役之人不交稅。[27]為了保證稅源，太元年間還“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通過這次賦役整頓，東晉經濟大有改觀。史載：“至于(太元)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谷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文化

孝武帝與乃父簡文帝提倡玄學不同，而是標榜儒學。寧康三年(377年)九月開講《孝經》，尚書仆射謝安侍坐于旁，尚書陸納伴講，侍中卞耽伴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手執經書，中書侍郎車胤與丹陽尹王混選取文句，為當時的一大文化盛事。[29]孝武帝還親行釋奠禮，后又試圖恢復明堂郊祀之禮。 太元九年(384年)，尚書謝石奏請恢復國學，與已有之太學并立，得到孝武帝批準，于太元十年(385年)二月立國學，命公卿子弟入學。此后國學一直延續，并演變為國子監，成為歷代之最高學府。孝武帝尊儒興學的舉措，也是與政治上恢復皇權相配套的，不過收效不是很好，國子祭酒殷茂上疏稱：“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托親疾，真偽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請求孝武帝加以整飭。孝武帝雖采納他的意見，但未見舉措。

孝武帝還實施弘揚佛教的文化政策。司馬曜是漢族王朝第一個公開信佛的皇帝，他在寧康三年(375年)遣使請高僧竺法義“出都講說”，太元六年(381年)正月“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在《高僧傳》、《廣弘明集》等文獻中，保存了孝武帝所頒發的《俸給釋道安詔》、《詔賻竺道潛》、《詔賻竺法汰》、《與朗法師書》等文書，反映了孝武帝與高僧大德們的密切關系。孝武帝還修建皇泰寺，捐獻潛邸為本起寺。由于孝武帝對佛教的扶持，佛教勢力得到了相當大的發展。一些佛教徒也得到孝武帝的寵幸，進而影響朝政，史載“姏姆尼僧，尤為親暱，并竊弄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