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王陽明哲學思想上，王陽明繼承陸九淵的“心學”并發揚光大，他的思想強調“致良知”及“知行合一”，肯定人的主體性地位，將“人”的主動性放在學說的重心。而王陽明的弟子王艮更進一部的強化此方面的論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義，而李贄則更肯定“人欲”的價值，認為人的道德觀念系源自于對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現追求個體價值的思想。

因西學東漸使科學精神與實學風尚也開始流行。明末伴隨著朝代的更替與異族的侵略，哲學家開始更多思考現實問題與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黃梨洲、顧亭林等。晚明書院的興盛沖擊了官學的地位，許多知識分子利用在書院講學之際借機批評時政，如曾講學于東林書院的顧憲成及高攀龍，就常諷刺時政，也使東林書院成為與當權派對抗的中心，進而導致東林黨爭。當時學者也會借用寺廟周邊的空地舉行“講會”，倡導新的思想價值與人生觀。明代書院的自由探討辯論學風，是當時最開明進步的學術交融方式，在古老的中國書院里，不同流派的思想可以在此平等交流。明朝人視學閥為恥，將以權力壓制民意視為卑劣，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權傾朝野的大首輔也不例外。

文學明代文學以小說達到的藝術成就最高，創作了大量的以歷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長篇章回小說和短篇的話本、擬話本。一些文人加工改寫了宋元話本，還創作擬話本。“三言”、“二拍”就是這種話本和擬話本的代表作。

馮夢龍中國小說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三部——《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與小說《金瓶梅》就是出于明朝。馮夢龍加工編輯的三部白話短篇小說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寫青年愛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轉運漢巧遇洞庭紅》等;與“三言”類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說集還有凌蒙初編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發現的《型世言》(陸人龍編著)。

傳統雅文學的發展在明代繼續發展，著名文人有劉基、宋濂、高啟、方孝孺、唐寅、歸有光、徐渭、王世貞、袁宏道、錢謙益、張岱、吳偉業等人。散曲家則有王磐、馮維敏、薛論道、陳譯、康海等人。萬歷時期，猛烈反對前后七子的擬古主義，有以公安袁宗道、袁宏道與袁中道為代表的公安派。他們認為文學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有各個不同的時代，即有各種不同的文學。竟陵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主張獨抒性靈，并且乞靈于古人，目的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戲曲元末雜劇一度中衰。明中葉后，隨著城鎮經濟的繁榮，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戲曲又出現了新的發展，產生了許多具有進步意義的作品。明代劇作中最負盛名的是《牡丹亭》。在明代，流行的戲曲唱腔中，主要有弋陽腔和昆山腔(昆腔)。昆腔本局限于吳中。嘉靖年間，著名音樂家魏良輔對昆腔進行改革，使它既集中表現了南曲的清柔婉轉的特點，又保存了部分北曲激昂慷慨的聲腔，成了當時最有影響的一種戲曲音樂。

書法明朝朝廷極力推崇書法，明朝書法以行書和草書為主。明初書法陷于臺閣體泥沼，沈度學粲兄弟推波助瀾將工穩的小楷推向極致，“凡金版玉冊，用之朝廷，藏秘府，頒屬國，必命之書“。二沈書法被推為科舉楷則，于是臺閣體盛行。明中期吳中四家崛起，書法開始朝尚態方向發展。祝允明、文征明、王寵與唐寅是這個時期的代表，書法開始邁入倡導個性化的新境域。晚明書壇興起一股批判思潮，書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蕩的視覺效果，有名的有張瑞圖、黃道周、王鐸與倪元瑞等。

詩文明代詩文數量卻浩如煙海，不僅作家眾多，而且各成流派。永樂至正統年間，文壇上出現了以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為首的“臺閣體”詩派。明中葉，在反對臺閣體冗沓文風的斗爭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間的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崛起，繼而又有嘉靖、萬歷間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雄踞文壇。他們以復古為號召，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當前、后七子復古運動興起時，文壇上又相繼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

繪畫

明初，宮廷畫家居畫壇主流。15世紀中葉，江南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吳門四大家”崛起。他們廣泛吸取了唐、五代、宋、元諸派之長，形成了各具特殊風格的繪畫藝術，又被后世稱為“明四家”。嘉靖時，杰出畫家徐渭，自辟蹊徑，創潑墨花卉。萬歷年，吳門畫家張宏開啟實景山水寫生之先河，在繼承吳門畫派風格和特色的基礎上加以創新，畫面清新典雅，意境空靈清曠。明末還有人物畫家吳彬、丁云鵬、陳洪綬、崔子忠、曾鯨，花鳥畫家陳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