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其人，首見于金庸《碧血劍》一書，后來通讀《袁崇煥評傳》，對他頗有好感，更傷其不亡于敵而亡于已的慘事，只是一直奇怪得很，這樣一位大英雄，大豪杰，怎會冤死的時候還會被憤怒的百姓生啖其肉？

事實是歷史上對袁崇煥評價最高的，不是別人，正是滿清最高統(tǒng)帥努爾哈赤，是他一再對袁崇煥表示贊賞，康熙更是下令為其建祠供奉，清史稿中對他也是諸多煲揚之詞。

翻了翻《袁崇煥評傳》，讀完后不禁掩卷長嘆。袁崇煥該殺！他死得一點也不冤，死得真正冤的，是被他擅殺的毛文龍！

晚明遼東方向的三大支柱分別是： 袁崇煥的關寧軍，毛文龍的東江鎮(zhèn)，朝鮮軍。在袁崇煥的一手操作下，變成了一根。可以肯定的是，毛文龍不死，后金入關的時間，起碼要晚上五十年。可惜的是，這樣一位有才有略，眼光深遠，不拘于物的統(tǒng)帥，卻遇上一位嫉才妒能，專斷獨行的袁崇煥，被他用卑鄙手段暗殺，將大明北邊防線毀于一旦！

許多人認為袁崇煥被剮時北京市民的表現(xiàn)是明顯的愚民反應，然而事實上并非如此。以魏忠賢屈殺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時的殘酷壓迫形勢下，仍多有市民為其鳴冤叫屈，同樣被冤殺的大將熊廷弼也受到百姓歌頌贊揚，偏偏袁崇煥死時卻被人生啖其肉，其中必有原因。

毛文龍(1579年-1629年)，字鎮(zhèn)南，中國明朝武將。浙江仁和人(今浙江省杭州)。文龍年輕時窮困潦倒，學麻衣相術，替人測字看相謀生，后浪跡江湖，來到山海關外邊塞，度過二十多年行伍生涯。1605年武科及第。后以朝鮮為根據(jù)地與清軍對抗，保障了與明朝的水路交通，同時在清朝后方出擊，牽制其西進犯明，最終導致了清朝對朝鮮出兵。文龍率部撤往鴨綠江口近海的皮島，隨后升為總兵。崇禎二年死于督師袁崇煥的尚方寶劍之下.

確實，毛文龍在明末的歷史舞臺上猶如跑龍?zhí)装愕匾婚W而過，沒有給人留下甚么印象，彷佛遼東上空滑過的一顆流星，迅即消逝。不過他本人倒并非一個跑龍?zhí)椎男〗巧敲鞒故饺蚊鸟v守鴨綠江口戰(zhàn)略要地的東江總兵，在明朝和后金(清)、朝鮮的邊界地帶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令人遺憾的是，崇禎二年他死在督師袁崇煥的尚方寶劍之下，由于袁崇煥的赫赫威名與耀眼光環(huán)的籠罩，毛文龍黯然失色，甚至模糊了原來的本真面目。到了歷史學家筆下，毛文龍的功過是非到底應該怎樣評說，似乎成了一個問題。

最早研究毛文龍的李光濤先生，早在20世界40年代就撰寫長篇論文《毛文龍釀亂東江本末》(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篳路藍縷，從漫無頭緒的史料中探幽索微，清理了毛文龍史跡，為后人研究這一段歷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種考慮(歷史的抑或是現(xiàn)實的？)把毛文龍作為東江總兵的作用全盤否定，把他說得一無是處，甚至對袁崇煥殺毛文龍人加贊揚："袁崇煥斬所當斬，毛文龍死且有余辜。"這種過于偏激的態(tài)度實在難以令人心悅誠服，歷史學家需要客觀的心態(tài)和冷靜的眼光，感情用事或許是那個特殊年代的時代局限，人們能夠理解。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20世界80年代以來，研究袁崇煥成就卓著的閻崇年先生也有類似的觀點。他出于對袁崇煥的崇敬與偏愛，從評價袁崇煥為民族英雄的立場上，為其殺毛文龍百般辯解，極力證明袁崇煥殺毛文龍"一無錯處"(參看閻崇年《論袁崇煥》及《袁崇煥"斬帥"辨》，均收于閻著《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用心頗為良苦，結論卻過于絕對，與四十多年前李光濤先生遙相呼應，一個說毛文龍一無是處，一個說袁崇煥殺毛文龍一無錯處。人們不禁要問：歷史上真有"一無是處" 或"一無錯處"的人和事嗎？具體而言，毛文龍真的一無是處，袁崇煥殺毛文龍真的一無錯處嗎？

皮島也稱東江，東西十五里，南北十里，與鴨綠江口的獐子島、鹿島構成三足鼎立之勢，地理位置居于遼東、朝鮮、山東登萊二州之間。朝廷認為：“毛文龍滅奴雖不足，牽奴則有余”。然毛文龍部有貪功，冒餉、不肯受節(jié)制，難以調遣等問題;崇煥患之，與內閣輔臣錢龍錫談到平遼事宜，認為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主張“先從東江做起”，集中精力對付毛文龍。

早在廣寧失陷以前的1621年，正在練兵的游擊毛文龍就受王化貞、熊廷弼派遣深入敵后，聯(lián)絡遼民，以牽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當時他僅率家丁、軍士二百余人，按照許多網(wǎng)友的說法真比李云龍還不如，可后來毛文龍就是用這個班底在敵后策動了聲勢浩大、風起云涌的反抗運動，被后金視作心腹大患，他所創(chuàng)建的東江鎮(zhèn)巍然屹立于敵后，成了牽制后金遠途作戰(zhàn)的一顆釘子，長期制約著后金南侵的步伐。

毛文龍戰(zhàn)功一覽

天啟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龍攻克櫻桃渦、渦站。

天啟二年(1622年)九月，毛文龍的部隊攻克滿浦、昌城。

天啟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龍部攻克永寧等堡。

天啟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龍與后金軍在涼馬佃大戰(zhàn)，雙方都付出了重大傷亡。

天啟三年(1623年)春，后金反攻旅順毛文龍部被擊潰。

天啟三年(1623年)毛文龍不斷派人深入后金，進行“煽惑”，致使大批遼民“叛去”，投向明朝。后金的許多貝勒大臣都認為：“毛文龍之患，當速滅耳！文龍一日不滅，則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寧。”

天啟四年(1624年)四月，毛文龍沿鴨綠江秘密北上，進入長白山區(qū)，在高嶺、沙松牌大戰(zhàn)中大敗后金，后金僅軍官就有16人被俘。

天啟四年(1624年)七月，毛文龍又于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嶺三場大戰(zhàn)，三戰(zhàn)三勝。

天啟五年(1625年)，海州(遼寧海城)所屬張屯的漢人秘密聯(lián)絡明將毛文龍派兵，襲擊本屯的滿人(《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4，8頁)，同時在這一年，鎮(zhèn)江、鳳城、岫巖、長島、雙山、平頂山、海州、鞍山、首山、彰義等十余處掀起了反抗后金的武裝斗爭。

天啟六年(1626年)努爾哈赤攻寧遠時毛文龍襲擊永寧，后金被迫回師。

天啟六年(1626年)寧遠之戰(zhàn)后努兒哈赤于四月親率大軍征蒙古喀爾喀，毛文龍隨即抄襲后方，因后方吃緊努爾哈赤被迫回師。

天啟七年(1627年)正月至四月，后金以空虛沈陽為代價精銳盡出，以重兵對毛文龍的東江鎮(zhèn)和朝鮮發(fā)動了“丁卯之役”，毛文龍奮起反抗在鐵山、瓶山、昌城、鴨綠江取得的“五戰(zhàn)而五勝”，但終因袁大人兩次抗命、拒絕策應、最終敷衍了事而貽誤了抄襲沈陽的戰(zhàn)機，致使關寧軍在四個月的時間里未能有效策應朝鮮和東江鎮(zhèn)，導致朝鮮和后金結為“兄弟之盟”，毛帥被朝鮮驅逐而退守皮島。

天啟七年(1627年)六月，皇太極攻“寧、錦”時毛文龍襲擊昌城、遼陽，迫使了后金再次回師。袁大人在“寧錦大戰(zhàn)”以后還特為毛帥請功：“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chuàng)兵折，然數(shù)年牽制之功，此為最烈！” (《三朝遼事實錄》卷十八，天啟七年八月，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兩朝從信錄》卷三十一，天啟七年八月，遼東巡撫袁崇煥上言。)

袁崇煥遠沒有毛文龍功高

先是崇楨七年，努爾哈赤率大軍征討朝鮮，毛文龍和朝鮮先后向關寧求援。袁崇煥倒也沒置之不理，派了九千兵進至三岔河，準備牽制清兵。然而等他的人馬到了，朝鮮已經被打得投降了，速度之慢，難以想象。袁崇煥竟然也不趁清軍主力在朝期間，趁機進攻，也不幫助朝鮮反攻(當時朝鮮各地抵抗一直未斷)，竟然就此撤軍。三大支柱失其一。

進而袁崇煥借口毛文龍不聽指揮，就地將他斬殺。三大支柱缺其二。努爾哈赤及后來的清朝皇帝無不對袁崇煥青眼有加，并非只是看中他的愚忠(比他忠的多得多了)，更非看中他的將才(熊廷弼那班人比他只強不差)，而是感激他一手毀掉了明朝賴以生存的三個支柱，努爾哈赤才得以繞行千里，奇襲京師，進而滅掉了整個明朝。

崇禎二年(西元一六二九)袁崇煥以閱兵為名，乘舟至雙島，祭出尚方寶劍，宣布毛文龍十二條當斬之罪：一，九年以來兵馬錢糧不受經略巡撫管核;二，全無戰(zhàn)功，卻報首功;三，剛愎撒潑，無人臣禮;四，侵盜邊海錢糧;五，自開馬市，私通外夷;六，褻朝廷名器，樹自己爪牙;七，劫贓無算，躬為盜賊;八，好色誨淫;九，拘錮難民，草菅民命;十，交結近侍;十一，掩敗為功;十二，開鎮(zhèn)八年，不能復遼東寸土。袁崇煥說完十二條罪狀后，面向京城方向請命：“縛文龍，去冠裳”，斬毛文龍于帳前。史載“帝驟聞，意殊駭”。崇禎皇帝對于袁崇煥擅殺毛文龍，是非常不滿的，但“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yōu)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雖然如此，這也種下日后袁崇煥慘死的遠因。

毛文龍象一顆釘子死死的牽制住后金的尾巴，致使其不能遠距離、長時間的在外作戰(zhàn)，后金數(shù)次想根除毛文龍都沒有成功，但他卻死在了袁大人的手里，讓后金能遠征林丹汗以及繞道千里長期襲擾關內。以前，每次后金主力出動毛文龍都會率領東江鎮(zhèn)乘勢出擊搗其后方，一旦沒有了東江鎮(zhèn)這個牽制，后金則可長途奔襲，進行遠距離長期的在外作戰(zhàn)。所以，皇太極在毛帥于崇禎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于雙島被殺的七天以后，即可宣布“整旅西征”，并且讓薊門外的蒙古部落馬上趕造船只，準備用其在老哈河轉運糧食隨大軍沿河入塞，這個部署在六月之前還沒有，而這即是將入塞的地點確定為薊門的標志

袁崇煥斬毛文龍后，可說是為大清長驅南下解除了后顧之憂，三個月后就發(fā)生了清軍兵臨京都城下的“己巳之變”——后金約十萬精兵繞道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迫明都;11月18日，滿清大軍兵臨北京城下，北京戒嚴，中央急調各路勤王軍保衛(wèi)京師。當時的明朝官員看到了袁崇煥殺毛文龍與“己巳之變”之間的關連，候補科阮震亨得知毛文龍的舊部有背叛跡象時，表示不勝憂慮;劉宗周上疏，以為“己巳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之后清軍曾先后五度入塞。天聰七年(1633年)，毛文龍的部將孔有德、耿仲明人等在登州兵變，明朝派兵四萬，圍攻山東重鎮(zhèn)登萊二州。不久，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投降皇太極，成為日后清軍強大的武裝部隊。這可說是袁崇煥殺毛文龍始料未及的后果。毛文龍被殺，既是毛文龍悲劇的結束，也是袁崇煥悲劇的開始。

旁觀者對此事的評價

夏允彝《幸存錄》的評論還是比較客觀公止的：“(毛)文龍當遼事破壞;之后，從島中收召遼人，牽制金、復、海、蓋(按：指遼東半島金州、復州;海州、蓋州四衛(wèi)之地)，時時襲東，有所斬獲，頗有功。但漸驕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朝論多疑而厭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島中，莫能難也。”袁崇煥殺毛文龍反映了朝論的這種傾向。但是從全局看，毛文龍作為平遼將軍的存在，毫無疑問對后金(清)是一大威懾力量，是他們南—卜進關騷擾的后顧主憂，有著不可忽視的戰(zhàn)略意義。對此，袁崇煥也不否認：“東江一鎮(zhèn)，乃牽制之必資也。”

《明清史料》所收的兩個題本最能說明問題。負責監(jiān)察兵部的兵科都給事中張鵬云說：毛文龍所控制的旅順附近的金復海蓋四州，實為要地，與寧遠可以呼吸相通，倘駐兵于此，平時可以壯聲勢，戰(zhàn)時可以探虎穴。兵科給事中宋嗚梧也說：兵法講究犄角以牽制，多方以誤之，當后金全師出擊時，如能分疲其勢，就能使其攻搗徒勞。如能掌控復州蓋州以及東江一帶，以窺遼沈，尤為全策。都旁敲側擊地肯定了毛文龍及其轄地在牽制后金(清)軍隊方面的戰(zhàn)略作用。

正因為如此，后金(清)方面早就把毛文龍視力眼中釘，對他軟硬兼施，但征討與招降都沒有收到什么效果。皇太極無法做到的事，袁崇煥幫他做到了，豈不令親者痛仇者快嗎？毛文龍被殺的直接后果，便是幾個月后發(fā)生的“己巳之變”——后金軍隊突破長城邊關兵臨北京城下。這一事件從反面證明，毛文龍的牽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清)就可以肆尢忌憚地長驅南—卜，足以令人深省。

當時的一些官員已經看到了袁崇煥殺乏文龍與“己巳之變”之間的聯(lián)系。候補科阮震亨在傳聞毛文龍部將有背叛跡象時，表示不勝驚憂：彈丸海島一旦落入敵人之手，足以為明朝大患，揚帆上下，可以無所不攻。兵科給事中陶崇道也以島兵告變，指責袁崇煥假公濟私，毛文龍無罪就戮，為今之計，應當盡快把在京師的毛文龍之子派去安撫。但為時已晚，毛文龍的部將孔有德、耿仲明等在登州嘩變，幾乎所向披靡，釀成山東大亂。它以一種令人遺憾的方式向人們表明，毛文龍的軍隊并不像袁崇煥所說只會冒餉不會寧丁仗。不久，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極，成為南下攻伐的一支相當有殺傷力的武裝。當然，孔、耿的叛變責由自負，但袁崇煥殺毛文龍起到了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作用，則是不可否認的。

孔有德本為毛文龍部曲，袁崇煥誅殺毛文龍后，孔有德率部降清，曾從征朝鮮，又從龍入關。孔有德剛勇剽悍，以平南大將軍之職充當清軍前驅，橫掃大江南北，立下赫赫戰(zhàn)功，受封定南王，為清初著名的(四王) 部將之一尚可如此縱橫天下，主將毛文龍又是何等英雄，卻死于自己人之手，豈不可惜。明不是亡于清，而是亡于不受監(jiān)督的權力。從中可知，儒家的史書過于溢美袁崇煥了，清兵是十分感謝袁崇煥，袁崇煥阻擊過清兵，但是清朝后來卻為袁崇煥翻案，可見清兵是對袁愛多恨少，而宣揚毛文龍的《遼海丹忠錄》，卻一直為清朝的禁書，對于打敗過清人祖先的岳飛也一直為清朝所恨，敵人的態(tài)度是最好的說明，袁崇煥根本沒有儒家歷史上所宣揚的那么英雄，而毛文龍才是真正使清兵吃過大虧之人。所以《遼海丹忠錄》上記載的毛文龍英雄事跡可能是更接近于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