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人們講到商朝滅亡，往往歸咎于古書上所載的紂王荒淫無道。他不僅寵信妖妃妲己，刀剜忠臣之心，設置炮烙等酷刑，肆意殘殺無辜，而且“以酒為池，懸肉為林”，日夜享樂。在小說《封神榜》中，更是把商紂寫成有史以來頭號暴虐魔王。其實，”女禍亡國論”本是后世封建文人為昏君開脫之謬論，魯迅就曾一針見血地概括幾千年古代史都是”吃人”史，君主淫亂殘暴者各朝各代俯拾皆是。那么，為何商紂王卻偏偏如此快速地國滅身亡呢？

其實，這位被妖魔化的商紂王是帝乙之子，生于公元前1075年，號帝辛，是商代的最后一位君主。帝辛少年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是一個能文能武很有本領的人。帝辛在都城朝歌繼位后，勵精圖治，銳意改革，善待奴隸，發展生產，更新觀念，不事鬼神。曾深山練兵，鑄造兵器，率重兵征服東夷。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使先進的中原文化向淮河、長江流域傳播，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奠定了基礎。商朝征服東夷后，疆土擴大，農業發展，財糧增多，帝辛便修建倉庫，儲糧聚寶。《史記》云：“厚賦銳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然而，一部《封神榜》不僅將帝辛變成了驕傲恣肆、專橫跋扈、好酒淫樂、不理政事、殘殺無辜的暴君，而且將這一歷史上最大的謊言傳播了三千多年。

其實，對于流傳了三千年的對商紂王妖魔化的記述，歷史上許多對帝辛的評價，存在歷史遞增性。先秦文獻對他的指責并不多，甚至有些文獻稱贊紂王聰穎勇武、才華橫溢，是難得的英主。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各種各樣對他不利的指責越來越多。子貢也說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但是，歷史學家郭沫若專門進行考證后做過翻案文章，認為 “后人是深受了周人宣傳的毒。”郭沫若說：”商紂王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他的英雄末路”有點像后來的楚霸王”。

1958年11月，毛澤東在閱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后的談話中表示同意郭沫若的考證，認為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又認為，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商朝亡了國。如果拋開周朝為顯示伐紂正義性而做的歪曲宣傳和后世文學想像，以科學研究和考古成果為準繩，應該肯定紂王開拓山東、淮河下游和長江流域的功績。商朝疆域的擴展，促進了中原文明的傳播，有助于華夏大地的生產力發展。《史記》上說紂王本人”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當時商軍已使用戰車，裝備青銅兵器，出征兵力最多時達一萬三千人，這足以稱雄黃河和長江流域。不過商朝開拓疆土達到高峰時，西周聯合一些早懷二心的諸侯突然發起”武王伐紂”之戰。紂王因主力軍在外未歸，倉促組織充當奴隸的外族人俘虜保衛首都朝歌。朝歌在今日的河南安陽市附近。兩軍在牧野遭遇，主要來自東夷的奴隸不愿為仇家賣命打仗，紂王又缺少嫡系骨干監管，結果出現戰場倒戈。經過一番”血流漂杵”的廝殺，商軍崩潰，周軍乘勢殺入朝歌，心高自傲的紂王自焚。殷商就此覆亡于突然事變。

商朝在朝歌附近的牧野一戰而亡，事先并無邊境交鋒，現代人恐怕會感到奇怪。若研究當時的歷史條件可看到，夏、商期間地廣人稀、部落林立，統治者還沒有大面積的疆土意識，只有”點”的概念。商以首都為統治中心據點，以向周圍部落聯盟不斷征伐的方式鞏固統治和擴大貢賦區。據殷墟出土甲骨文記載，商滅亡前幾十年間曾上百次征伐其他部落。紂王因自恃強大，一直未認真考慮國都設防，將安全寄托于單純攻勢之上。

河南二里頭的考古發掘證實，夏代都城就建筑過城墻。在冷兵器時代，筑城是最主要的防御措施，里面有一定守兵和充足糧食，便可堅守待援甚至能拖垮攻城者。商后期在朝歌建都二百七十余年，殷墟考古發現其城區面積達二十四平方公里，卻沒有筑墻，只有一條與洹水相連的壕溝。這樣一旦在野戰中失敗，國都即危，從遠方調兵都緩不應急。紂王東征南討連戰連捷，獲得大量奴隸和財物，位于西方的周文王又裝出一副謙恭模樣納貢，這使他幾乎沒有憂患意識，自然會享受淫樂。商朝人又迷信占卜，出土甲骨文的內容多是問神鬼討兇吉，更使當權者不能理智地看待局勢。武王伐紂的成功，可謂有效利用了對手長期總體性用兵方略的失誤，掌握有利時機以弱襲強一舉成功。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中國古代兵學，正是在一次次戰爭的感性知識積累中逐漸發展起來。西周滅商之后馬上以前朝為戒，一方面繼續征伐不聽命的部落方國，一方面在各統治中心修筑堅城，進攻與防御兼備的思想就此樹立起來。古往今來的軍事史都證明，攻防是戰爭中的互為依存的兩個方面，矛與盾缺一不可。商朝在武功到達鼎盛時突然覆亡，正是缺乏防御觀念和憂患意識的例子，這為后世留下可令人深思的殷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