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那么一個時期，一打開電視，換臺不過三，就會出現梳著大辮子的清朝男人的形象，占據主角位置的多半是愛新覺羅氏的孫男孫女們，以及他們身邊被割掉了命根子卻依然笑容可掬的太監。如果民初的人能活過來看看這場景，說不定以為當年的宗社黨甚至張勛的辮子軍又回來了。20世紀的歷史變化就是這么奇妙，在它的上半葉，至少對于那些時髦的學生來說，男人腦后的辮子還是恥辱、難看、惡心和愚昧的象征，老外就是拿這東西來開中國人的心，甚至名之曰“pigtail”(豬尾巴)，這尊稱，曾經讓多少清末的有志青年感到痛不欲生。然而到了世紀末，那東西居然成了最前衛的時髦。即使不以前衛自命的一般人，大概十有八九對男人留辮子的形象也看得很順眼了。當然，我在此并沒有掀起反滿抗清的意思，只是覺得奇怪，為什么人們對于清朝特別是清朝的皇家那么感興趣？康熙和乾隆已經被捧到了天上，幾乎一談到有作為的君主，十有七八是在說他們二位，真是難為了那些編本子的高手，怎么就會編出這么多的故事和那么多溢美之詞安在這二位頭上？就連一向聲譽不佳的雍正，也被煽情得活像我們的好總理。就算都是“戲說”吧，那中間的人物可都是真名實姓的皇帝，不是隨便的什么阿貓阿狗。清朝總共十位皇帝，加上入關前的兩位，大概全都過過電，而且基本上都是正面形象，至少是值得同情的形象。愛新覺羅一大家子明星，要比的話，只能比誰出鏡率高。試想，中國歷史這么多朝代，包括我們一向號稱最牛的漢唐盛世，有哪一個能與之相較呢？

到底是因為學界對于清朝異乎尋常的熱情，最終點燃了國人對于清朝特別是清朝皇帝的興趣呢，還是本來就有的市場吸引了作家和影視人甚至學人？這大概是又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老問題。雖然人們都說現今知識分子已經邊緣化了，但學界的鼓吹，卻像大出殯的鑼鼓，依舊能引起人們的注意，王國維、陳寅恪包括那生在南洋、仕在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的辜鴻銘的書能夠擺到地攤上熱賣，學人們對這些人的先期熱情顯然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過如果沒有某種特別的心理契合，即使學人再怎么熱情似火，就算再加上媒體的煽風點火，老百姓那里沒有相應的引火之物，恐怕火也燒不起來的。

然而，清朝到底什么地方招人愛呢？如果我們從學理上考究起來，好像這個朝代也沒什么過人之處。它的制度基本上是照抄明朝，只做了少量枝節性的修改，比如中央六部分設滿漢兩套官員，中樞機構添設了軍機處。一則疊床架屋，平添了臃腫，一則跟明朝設內閣的初衷差不多，不過是給皇帝再添設了一個秘書班子。大多數地方，就是一味照抄，結果出了不少笑話，《大清律》上居然有關于衛所士兵的條文，而衛所制度在明末已經廢除，清朝是沒有衛所這種軍事體制的。顯然，清朝修律者的工作只是將《大明律》換了個封皮。被學者們津津樂道的秘密建儲制度，實際上的效果怎樣還很難說，因為這個制度的真正實行，不過三代，而咸豐以后的皇位繼承，都由西太后一個人包辦了。以區區三代來檢驗并且說明一種繼承制度的優劣，顯然不足以服人。至于說清朝的邊疆政策高明，所謂“明修長城而清修廟”，好像清朝對待游牧民族的政策格外聰明。其實細究起來卻并非如此，因為滿族本身就是北方游牧或者游獵民族的一支，在入關之前，已經與蒙古等民族結成了牢固的同盟，提倡喇嘛教不過是維持其同盟的因素之一，既然明朝修長城所要防范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已經變成了統治民族，那么自然不會有哪個傻瓜還會去修長城。即使退一步說，修廟的確比修長城高明，但利用宗教來維系與少數民族的關系，也并非清朝的發明。對于早先沒有結盟關系的西北少數民族，即使如康熙、乾隆這樣的“英主”，也照樣安撫乏術，非動武不可。剩下的，像河政、漕政、鹽政之類，清朝也無多創新，乏善可陳。大概清朝政治最為引人注意的地方，要算“滋生人丁永不加稅”的賦稅改革，顯然，這種當年的善政，由于造成了中國人口空前的大增長，現在也再難說個好字。整個清朝的政治，雖然穩定持重，但卻不可諱言地偏于保守。隨便舉個例子，漕運改海是元代就提出并實行過的，但到了清朝議來議去，明知海運好得了不得，但就是不能改，最后被太平天國一鬧，河道斷了，才算改成海運，可是原來河運的機構卻遲遲不肯撤銷。

至于知識分子最為在意的思想文化，清朝就更難有可稱道之處，在歷朝歷代中，清人的文網最密，明朝雖然也有文字獄，但大多不過是朱元璋的阿Q心理作怪，自己頭上長癩，總擔心人家含沙射影，文字獄處理的也多是熱衷于拍馬逢迎的鄉間小儒。而清朝的文字獄則不同，雖然也不乏捕風捉影的案例，但對于漢族士大夫因有的夷夏之防，卻一向打得“穩、準、狠”，很有點“誅心”的感覺。這樣一來，清代的思想文化難免不受牽累，遠的不比，就是比明代都比不了。乾嘉樸學的學者雖然人多勢眾，但論思想整個加起來，也抵不上王守仁一個，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這三位，雖然號稱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但實際上卻是屬于明朝的，他們對滿清的異族統治至死持反對的態度。

那么，是不是清朝一點可以稱道的地方都沒有呢？當然不是。清朝也有其他王朝所難以企及的地方，這就是整整十代帝王，如果加上關外的兩代就是十二代，沒有真正的昏君，幾乎所有的皇帝都比較勤政，至少都怕落個荒殆朝政的惡名，“從此君王不早朝”的事，誰也不敢做，這一點，跟相鄰的明朝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明清之際，皇帝能做到這一點，的確是相當的不容易。我們知道，明代以前，大多數朝代都有宰相，王朝的行政事務是由宰相主持行政系統來處理的，皇帝雖然握有國家大事的最后決定權，但他更多的是“國家元首”而非“政府首腦”。然而，明代自朱元璋以后，相位被廢，從此皇帝兼宰相之任，雖然有人幫忙(明代的內閣，清代的軍機處都等于是皇帝的幕僚班子)，但一不留神還是被事務和公文堆給活埋了。吃不得苦的朱家子孫，干脆將批閱奏章的大權交給了原本只是伺候皇帝筆墨的“秉筆太監”，甚至還有像萬歷皇帝一樣，就是不理朝政，將所有的大事包括任免官員全部擱置，天天睡大覺。比起明代那些天天睡懶覺、煉丹、做木匠活和游龍戲鳳封自己為“總兵”的皇帝，顯然那些起早貪黑的愛新覺羅子孫要招人愛得多。

中國雖然不是一個缺乏制度或者制度建構能力的國度，但從販夫走卒到將相王孫，大家對于統治者的個人品質和能力以及他們的行為還是看得比什么都重。中國所謂的“人治”傳統，不僅僅是制度意義上的，更重要是習俗和人們意識上的。人們制定了制度，卻習慣于眼睜睜地看著制度被強人糟蹋。相對而言，社會宗法制度倒是要比政治制度對人的約束力強一些。歷史上從來就不乏凌駕于政治制度上的人，但想要將宗法禮俗踩在腳下則難到不止上青天。政治制度其軟如棉，人治的傳統的強固似乎可以從三個方面找原因，一是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缺乏嚴格的程序和詳盡的操作規則，技術上存在著看似無關緊要，但實際上非常關鍵的缺陷，用黃仁宇先生的話來說就是達不到以數字來管理的程度。同樣的事情，不同素質稟賦的人來辦，往往結果會非常不一樣，好的結果與壞的結果往往取決于制度中人的個人努力，人亡政息是政治過程中常見的現象，特別對于君主來說，更是如此，有什么樣的君主就有什么樣的政治。二是政治制度對于君主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制約機制，除了那些傀儡之外，君主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中，都是最終的立法者，幾乎沒有什么君主不能改變的制度。傳統社會中能對君主起制約作用的因素往往不在制度之內，比如道統、道德、宗法禮俗等等，反過來政治制度往往還得依靠這些因素來說明自己的合法性。三是幾千年農業社會的生活倫理的影響，生產操作程序個人化，過于推崇熟能生巧，勤能補拙。這樣的文化氛圍，既影響到人們的政治評價，也影響到政治運作的本身。

以農民為主體的老百姓對“人治”實際上有著相當恒定的基本期待，他們心目中的明君和清官，一要公正，二要持重，三要勤政。三條沾上其一，往往都會贏得相當不錯的口碑，如果再能加上一點聰明，那么幾乎就是圣明了。清朝的雍正皇帝其實滿打滿算也尋不出多少政績來，又沒有什么才情，但有人只抓了一個“勤”字大做文章，就引得全國的電視機為此鎖住了頻道。如果再在聰明上面加一點武功，手下的人能打上幾個勝仗，那么簡直就意味著雄才大略，千古一人。相反，那些有著創制大動作的皇帝甚至他們的王朝往往都沒有好下場，秦與隋都是二世而亡，留下千古罵名。王安石變法雖然在我們現在的教科書上是一朵花，但當時的老百姓卻將“拗相公”(王安石)罵得狗血淋頭。

說到這里，我們其實應該明白為什么偏偏清朝的皇帝招人喜歡了。這樣一小群持重而且肯吃苦的皇帝，的確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國老百姓主要是漢族百姓的心理，經過“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劫難的人們，終于發現雖然不得不丟掉頭頂的毛發，腦后要留下辮子，但日子卻要比漢家自己的皇帝治下更穩定，更少來自官方的騷擾(清代攤丁入畝的賦稅政策進一步減少了征收環節與手續，從而減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可能，而禁止胥吏隨意下鄉的規矩，即使下而遵行得不好，也多少可以使農民少一點滋擾)，很快就進入了“坐穩了奴隸的時代”。至于借文字獄殺掉幾個知識分子的頭，借修四庫禁掉一批、改亂一批書，毀掉了那些修史以寓褒貶申春秋大義的妄想，自然也打掉了士大夫道統代言人的自負，從此讓他們規規矩矩地尋章摘句。“萬馬齊喑”哀固哀矣，但所有這一切，對于老百姓的吃飯穿衣又有什么關系呢？即使我們是清末反滿志士的后代，也不得不承認，在歷朝歷代中，清代的賦稅即使不算是最輕的，也是最輕的幾個朝代之一，農民受到的官方干擾也最少(至少在清代的大多數時間里是這樣的)。有清一朝，擁有著歷史上最低眉順眼的士大夫，對于高高在上的滿人皇帝，他們是名副其實的“臣”(滿人則自稱奴才)，但卻是“臣妾”，連做焦大，犯顏死諫的權利都沒有，在英明的乾隆來看，這種臣子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所謂“逞已之能，彰君之惡”。遍翻清朝檔案，我們很少能看到痛快淋漓、犯顏逆鱗的奏章，四品以下的官員，甚至連上書的權利都沒有。

清朝畢竟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個王朝。中國人進入近代，恰恰趕上了這樣一個少數民族統治的王朝，趕上了這樣一個過于持重、也過于保守、皇帝卻特別勤快的王朝。這對于那些特別西化和特別中化在乎夷夏大義的知識分子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一種非常別扭的境遇。為了對付外部的異族壓迫，先要打倒內部的“異族”，而推翻滿清咸與共和之后，發現自己面臨的其實是和前任一樣的困局。清末的革命黨人靠重提“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喚起的民族情緒，顯然后勁不足。晚清時節，由于歷史上固有的王朝末年的種種弊病，清朝的形象雖已在老百姓中大壞，但他們改朝換代的沖動卻也不大，明末老百姓拼死抗爭不樂意要的辮子，到了這個時候反而哭哭啼啼地不愿意鉸了，甚至連相當多的漢族士人對“異族”皇帝也死活恨不起來。這些人順從革命，到底更多的是出于對革命的向往，還是意識到世界的大勢所趨？還是依歷史上朝代更迭的規律，認為這個朝代已經二百多年，氣數已盡？真是個說不清的事。那個先是蹲在紫禁城后來又被馮玉祥攆出宮的小皇帝，即使當了十幾年的漢奸(或者滿奸)，人們對他依然是同情大大多于嫌惡，或者說根本就沒有什么嫌惡。看來，辛亥革命不僅跟農民群眾脫節，甚至與相當多的士人也脫節，清王朝雖然可以倒臺，但革命卻難以成功，袁世凱的劫收，實際上是大勢所趨。后來的復辟反復辟，打打殺殺，全國通電，其實只是上層的政治斗爭，很難說誰得到了老百姓的擁護。所有的事件，在鄉野、在市井，至多不過是茶館閑人的一點談資而已，能吹皺一池春水，讓魯迅筆下的七斤和七斤嫂慌上那么一小會兒已經很不容易了。清朝走了一百多年了，其實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