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代的文獻及傳說中，“女扮男裝”的傳奇故事膾炙人口：花木蘭代父從軍，謝小娥傭保復(fù)仇，黃崇嘏賦詩辭婚，以及韓氏女、李杰妹馳騁疆場，孟麗君、馮素貞奪魁科場等佳話廣為流傳。而我們再考稽歷代文獻，可以發(fā)現(xiàn)也存在許多“男扮女裝”的現(xiàn)象。

然而兩相比較后我們卻發(fā)現(xiàn)，在“女扮男裝”的故事中，主人公大多為動機純正、行為端謹(jǐn)、可歌可泣的巾幗女杰；而歸納“男扮女裝”的事例，除戲曲表演中的“男旦”之外，當(dāng)事者卻多屬于動機不軌、舉止怪誕、心理扭曲的可鄙可憫之人。我們不妨從歷代文獻中鉤稽若干實例，考察這一現(xiàn)象的不同類型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因素。

在我國古代以男性為主導(dǎo)的社會里，女扮男裝的行為是對男尊女卑的世俗觀念的一種挑戰(zhàn)，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在一般人看來，生身為男乃是一種幸運與驕傲，《列子·天瑞》中所稱榮啟期的“人生三樂”，生身為男就是其中的第二樂。那么在以男為貴的古代社會里，一名男子偏偏要放棄尊貴的性別身份，裝扮成女性，妖冶婦飾，這其中如果不是有什么難言之隱或患有異服癖的話，就一定懷有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了。

第一類屬于宮廷內(nèi)的齷齪勾當(dāng)。古代一些作風(fēng)腐化、心理怪異的君主往往寵愛男色，有“龍陽”之癖。文獻記載中有名的男嬖如齊桓公時的易牙，晉獻公時的優(yōu)施，戰(zhàn)國魏侯的龍陽君，漢高祖時的籍孺，惠帝時的閎孺，文帝時的鄧通，武帝時的韓嫣等。但這些男寵們只是容貌姣好，善作媚態(tài)，基本還是男子裝束；而到了漢哀帝時的董賢，便不顧羞恥地女裝取媚了。《漢書·佞幸傳》記載：董賢字圣卿，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悅其儀貌，寵愛日甚，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賢亦性柔和便辟，媚以自固”。有一次哀帝與董賢同床晝寢，董賢的身軀壓住了哀帝的衣袖，哀帝起床時生怕驚醒了熟睡的董賢，便用刀割斷了自己的袍袖。

自此“斷袖”便成了古代同性戀的代名詞。又據(jù)王嘉《拾遺記》卷六說：“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裝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宴息之房，命筵卿（按齊治平校注本日：毛校作“圣卿”，近是）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修裙，故使宛轉(zhuǎn)便易也。宮人皆效其斷袖。”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編》第二冊（《太平廣記》第160則）中對董賢身著“輕衣小袖”的說明是：“則亦謂婦服爾。”的確，“霧綃單衣，飄若蟬翼”，非女裝而何？

在古代的宮廷之中，不僅帝王妃嬪眾多，兼寵男嬖，生活糜爛不堪，就連后妃公主也深受淫靡之風(fēng)的影響，各類丑聞史不絕書。劉宋時山陰公主置“面首”三十人以及武則天時后宮淫亂的史實是眾所周知的。另據(jù)《西京雜記》卷二記載：漢成帝時皇后趙飛燕因無子，便借祈禱之名，在宮中別開一室，閑人不得進入，偷偷用一種帶帷幕的軿車載輕薄少年，著女子服，進入后宮密室與趙飛燕通淫。

每天女裝入富的青年男子有十幾人，輪番替代，無時休息，然最終趙皇后還是沒能生出皇子來。又據(jù)《晉書·后妃傳》所載，晉惠帝的皇后賈南風(fēng)身矮而丑黑，性情酷虐嫉妒，生活荒淫放恣。她常使老宮女外出物色少年男子，用帷車密載入宮與之通淫。這些男子事后大都被處死，只有一個賈后特別喜愛的洛陽小吏得以全活。只是這些男子入宮時常以簏箱盛載，是否著女裝以掩人耳目，《晉書》并未明言。例以趙飛燕和金代定哥之事，料想亦當(dāng)如此吧。

金代的海陵王是歷史上有名的荒淫之君，他常強占臣下妻女為妃嬪，其貴妃定哥就是他強行霸占的節(jié)度使烏帶之妻。后來海陵王嬖寵漸多，定哥復(fù)遭冷遇，于是不甘寂寞的定哥便暗地里引舊情人閆乞兒入宮。她先以大竹箱裝褻衣騙過守宮閽者，然后偷載乞兒進宮，讓他穿上婦人衣服，冒充宮女，每天朝入暮出，一連十余日。最后因人告發(fā)而事敗，定哥與乞兒皆被誅殺。這是《金史·后妃傳》所記載的后宮丑聞之一。

第二類則屬于民間的詐騙行徑，即青年男子自幼女裝，以教習(xí)女工針黹為幌子，出入民家閨閣，趁機騙奸良家婦女。此類案例明代史料中記載較多，可能與當(dāng)時的社會風(fēng)習(xí)有關(guān)。如謝肇淛《五雜俎》卷八記載：“國朝成化間，太原府石州人桑（羽中）自少纏足，習(xí)女工，作寡婦裝，游行平陽、真定、順德、濟南等四十五州縣。凡人家有好女子，即以教女工為名，密處誘戲，與之奸淫。有不從者，即以迷藥噴其身，念咒語使不得動，如是數(shù)夕，輒移他處，故久而不敗，聞男子聲輒奔避。如是十余年，奸室女以數(shù)百。”

后來桑（羽中）的行徑敗露，被擒送官，他供出了同黨十幾人，而且都是同一師傅教出來的。最后，這個分散流動作案的犯罪團伙被全部正法了，但該案所反映的行騙手段令人驚異，前所未聞，后世亦不多見。它一方面反映了明代的社會治安存在嚴(yán)重隱患，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明代民間的享樂奢靡風(fēng)氣。后來馮夢龍在其話本小說《劉小官雌雄兄弟》中，還將此案例改寫為入話部分，可見這在明代是一件十分轟動且影響深遠(yuǎn)的社會新聞。

在明人陸容的《菽園雜記》卷七中，除了有與桑（羽中）案件同類的事例之外，還記載了當(dāng)時的多種騙婚現(xiàn)象：有以丑女調(diào)換美貌者，有以出嫁為名裹挾男家財物逃走者，“又有幼男詐為女子，敷粉纏足，其態(tài)逼真。過門時，承其不意，即逸去”者。其中“裹挾男家財物”是至今仍然存在的詐騙現(xiàn)象，明代名日“挈殃兒”，今天稱為“放鴿子”，只是新娘都是女騙子（也有被人販子所迫者）。至于男扮女裝的騙婚案件，在今日則基本不復(fù)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