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蘊山，1905年生于河北省大名縣謝兒寨村。1923年考入直隸省立第七師范學校(后改為河北省立大名七師)第二班就讀。大名七師是由當地中共黨組織領導的一個進步學校，校長謝臺臣、教務主任晁哲甫等人，都是中共黨員。在師長們的革命思想影響下，解蘊山閱讀了大量進步書刊，他向往革命，向往共產黨，并把家中給他的生活費資助了學校黨組織。1927年春，解蘊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就在1927年這一年，解蘊山家中遭到土匪搶劫，長兄解瑛被打死，祖母等數人被土匪綁架，父親解佩玉被毆打恐嚇，精神失常。解蘊山被迫中途輟學。回家后，他一面料理家務，一面向農民宣傳革命思想。1929年初，他被調到中共大名縣委擔任領導工作。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他臨危不懼，機智沉著地同敵人進行頑強的斗爭。同年秋后，國民黨軍隊包圍大名第七師范學校達5天5夜。為了保存黨的力量，挫敗敵人的鎮壓政策，解蘊山四處奔走，組織社會各界援助大名七師的斗爭。后來，他曾兩度回校擔任會計工作，在團結進步學生和教職員工、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5年7月，國民黨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冀東一帶主權喪失殆盡，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甚一日，解蘊山滿懷悲憤，在大名七師校園發表了“救亡救國，匹夫有責”的演說，喚起青年們奮起救亡圖存。1937年春解蘊山回到家鄉農村，組織愛國團體秘密抗日十人團，準備進行長期的抗日斗爭。

大名城自古以來為北方重鎮，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盧溝橋事變后，國民黨軍隊向南潰敗，冀南一帶處于極端混亂狀態，土匪蜂起，僅大名城北就有“天下第一軍”等數股游雜武裝。這些游雜武裝肆意向各村攤派糧款、槍枝，鬧得地方上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當地知識分子有的攜眷南逃;有的剃光了頭，脫去學生裝，扮成農民在鄉下隱蔽起來。在這內憂外患的嚴重時刻，解蘊山不顧自己家庭的安危，挺身而出，利用各種社會關系，積極宣傳群眾，組織抗日救亡團體，在大名、廣平、館陶等縣的冀魯邊境地帶建立起抗日救國會。從1937年3月至翌年3月，在短短半年的時間里，解蘊山曾3次試圖建立抗日武裝，但由于沒有經驗和頑固派的破壞，都失敗了。個別人有些心灰意冷，對堅持抗戰失去信心，解蘊山笑著鼓勵大家說：“只要我們有決心，不氣餒，再接再勵，就一定會成功。”他不避艱險，堅持工作，終于組建了楊橋自衛團，又把楊橋周圍的會道門——“南方離”的數千人武裝爭取過來，組成地方上一支舉足輕重的武裝力量，使各方土匪不敢入境騷擾，穩定了社會秩序，受到當地群眾的擁護。

1937年10月，日軍侵占大名城。為了更有利地開展對敵斗爭，1938年5月，楊橋自衛團改編為大名縣第四區抗日大隊，隨后又在楊橋建立了抗日民主區政府。

同月，八路軍一二九師騎兵團到大名鄰縣曲周、肥鄉、廣平一帶開辟工作，在各縣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和群眾團體。國民黨濮陽地區專員兼保安司令丁樹本也把部隊開往冀南，在大名、南樂交界地區成立了大名縣政府，丁樹本部第三旅旅長陳銘韶兼任大名縣長。這時，經栗匯川介紹，解蘊山和一二九師地方工作隊接上了黨的組織關系。為了團結抗戰，執行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第四區抗日大隊接受了陳銘韶的任命，歸屬他的建制。解蘊山被派到大名縣政府擔任民運科長。

時大名縣民運科下設民運、宣傳、教育等股室，各區設有視學委員。在解蘊山主持下，各區普遍建立了抗日小學和培訓抗日干部的培訓班，這對進一步打開大名縣的抗日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38年冬，日軍侵占山東聊城，在魯西堅持抗日斗爭的愛國人士范筑先犧牲，原在范筑先部工作的十幾位知識青年，通過組織介紹來到大名抗日縣政府。解蘊山熱情地接待了他們，給他們安排了工作，并經常找他們談話，鼓勵他們堅持抗戰到底。解蘊山待人誠懇、熱情，作風平易近人，大家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難或思想上有什么問題，都愿找他說說。凡是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對他“秉性穩健思路細，應變從容不促急”的氣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9年，國民黨秘密頒布了《共產問題處理辦法》、《淪陷區防范共黨活動辦法草案》等文件，加緊了反共反人民的步伐，在各地不斷制造“摩擦”，大名的空氣一時也緊張起來。陳銘韶先是以種種借口限制第四區抗日大隊的發展，并對部隊的槍支進行“統計”，接著又命令第四區抗日大隊南下，開往他的防區，妄圖一口吞并。解蘊山識破了頑固派的陰謀。為了抗日大局，他一面率部南下，一面告誡大隊的同志：“對陳銘韶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提高警惕，決不能讓他們收了我們的槍。”陳銘韶得知這一消息，對解蘊山恨之入骨，陰謀加害于解蘊山。他趁解蘊山到各區檢查工作的時候，暗中指使第二區劉隊長將解蘊山秘密逮捕，加以殺害。幸好解蘊山先到了第三區，使他們的陰謀未能得逞。于是他離開了陳銘韶掌握的大名縣政府，重新回到第四區抗日大隊擔任領導工作。

陳銘韶所部因懼怕日軍消滅，大多龜縮在大名、南樂邊境一帶活動，很少到城北來。1939年秋，陳銘韶的秘書楊鐘祥率領一個營的兵力，突然來到城北第四區，明為抗日，實來爭奪地盤。一天，楊鐘祥提出要和第四區抗日大隊聯歡。對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大家感到不好處理。解蘊山斬釘截鐵地說：“聯歡就聯歡，只要我們對全體指戰員作了充分的思想動員和戰斗準備，就能應付突然事變！”開聯歡會時，楊鐘祥首先登臺大肆鼓吹“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謬論，要區大隊服從他們的指揮。解蘊山反駁說：“抗戰須動員廣大民眾，團結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最后勝利，這決不是哪一黨派和個人所能包辦的”。解蘊山講的話義正詞嚴，贏得了熱烈的掌聲，楊鐘祥見對方已有準備，沒敢輕舉妄動。

1940年3月，八路軍在冀南對不斷制造“摩擦”事件的國民黨軍石友三部以致命打擊，丁樹本、陳銘韶之流也如驚弓之鳥，倉皇南逃。大名一帶成為抗日根據地，冀南行署委任解蘊山為大名縣長。不久，以第四區抗日大隊為骨干，吸收第三區抗日大隊和第五區抗日大隊組成冀南軍區抗日游擊第二支隊，解蘊山任政治委員。1942年初，解蘊山調任冀南第一專署專員，領導所轄的大名、魏縣、成安、臨漳等6個縣的抗日軍民，同敵人展開了艱苦的斗爭。

在敵后根據地的斗爭進入最艱苦的階段，敵人對冀南一帶進行頻繁的“掃蕩”，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第一專署所轄各縣被切成許多小塊的“格子網”，敵人三里一個據點，五里一個炮樓，以公路相聯結，對抗日根據地發動反復的“掃蕩”。到1942年春，第一專署所轄地區幾乎全部被敵人占領，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解蘊山白天在大名、館陶邊境地帶活動，夜晚親自帶領工作隊，在部隊的配合下回到大名城北一帶打擊敵人，開展工作。大名城北是解蘊山的家鄉，他對這里非常熟悉，在當地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回到家鄉后，在群眾的掩護下，他帶領同志們同敵偽展開了激烈的斗爭。雖然敵人采取了各種手段：“掃蕩合圍”，“突然奔襲”，“清查戶口”等，但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武裝卻頑強地堅持下來了。夏季的一天，駐守河北省大名縣的日偽軍突然包圍了抗日縣長兼縣大隊長解蘊山的家，抓走親屬，燒毀家園，并送來一封信，要其放下武器，否則家人性命難保，解蘊山接信后堅定地說：“無國便無家，日本人燒房子抓人，更促進了我們的抗日決心”。秋季，解蘊山領導地方游擊隊和民兵，配合冀南一分區主力部隊狠狠打擊敵人，摧毀了不少炮樓和據點，重新打開了冀南一專署所轄地區的抗日局面。

1943年5月，解蘊山和冀南第一分區的領導同志在魏縣南部的郝村一帶布置麥收的準備工作。敵人偵知后，立即從大名、魏縣、成安、臨漳、內黃等縣抽調數千名日偽軍，對冀南抗日根據地實行“鐵壁合圍”，連續數天“拉網掃蕩”。冀南抗日軍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給敵人以有力打擊。在戰斗中，解蘊山身先士卒，英勇無畏，不幸壯烈犧牲，時年3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