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一詞貫穿了半部民國史，所以，民國兒童的成長也不免帶有濃厚的抗日色彩，且國共兩黨各有其不同的組織與方式——國民政府致力于“童子軍”;敵后根據地則廣泛建立“抗日兒童團”。

國民政府所屬“童子軍戰(zhàn)時服務團”，在冊人數約1.5萬余人

“童子軍”運動于20世紀初起源于英國。北洋政府時期，國內部分中、小學校已有采用。1930年，國民政府開始對“童子軍”運動實施中央統(tǒng)一領導，至1934年，教育部將“童子軍”訓練列為了初中必修科，每周三小時。自此，“童子軍”教育進入全國所有中、小學校。①

中國“童子軍”運動的目的，按1933年出臺的《中國童子軍總章》的說法，是為了“發(fā)展兒童做事能力，養(yǎng)成良好習慣，使其人格高尚，常識豐富，體魄健全，成為智仁勇兼?zhèn)渲嗄辍！?/p>

抗日準備時期，“童子軍”除常規(guī)的政治、偵查、服務、工藝訓練外，所承擔的最重要職責，是配合促成“新生活運動”的具體實施。1934年發(fā)起的“新生活運動”，其本質，乃是一場“全民軍訓”，是抗戰(zhàn)前夕相當重要的一次民眾組織訓練——對此，蔣介石在內部講話中說得十分清楚：“新生活運動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全體國民的生活能夠做到整齊劃一四個字。……新生活運動，就是軍事化運動。”②

但“新生活運動”要求全國民眾的，并不是直接的軍事訓練，而是對民眾日常生活習慣的規(guī)訓，如禁止吸煙、禁止燙發(fā)等。如此，就不免招來民眾的抵制與輿論的非議。由“童子軍”出面來監(jiān)督“新生活運動”的執(zhí)行，則成了一種緩沖的辦法。正如曾擔任“新運總干事”的黃仁霖所言：“有些人指控蔣先生在干預民眾的個人自由，因為他大部分靠警察的力量來實施這項新的運動。當我接事之后，我大都依靠童子軍和學生們來推動這個運動。”所以，童子軍們上街糾正行人的著裝、掐掉行人的煙頭、要求行人按交通規(guī)則走馬路，乃至剪掉行人的奇裝異服，是此一時期，相當常見的現象。③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多數學校難以繼續(xù)維持常規(guī)的“童子軍”教育;“童子軍”運動的重點轉向為戰(zhàn)爭服務。據統(tǒng)計，至1941年10月，登記在冊的“童子軍戰(zhàn)時服務團”，共有127個，在前后方服務的童子軍總數，達1.5萬余人。淞滬會戰(zhàn)期間，“童子軍戰(zhàn)時服務第一團”曾組合了2500余人，在后防傷兵醫(yī)院、難民收容所等處，承擔警衛(wèi)秩序、協(xié)助擔架、急救包扎、代寫書信、清潔保管、新聞宣講、抗戰(zhàn)鼓舞、社會募捐……等職責。另有部分年紀較大之團員，直接前往前線，協(xié)助紅十字會轉運傷兵，其中17人為國捐軀。女童軍楊惠敏泅渡蘇州河向堅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獻國旗，則被當時的媒體譽為“童子軍”的代表人物。④

1941年全國在冊“童子軍”近14萬人，參加戰(zhàn)時服務的1.5萬余人，多系其中較年長者，這些童軍，“或奔馳運輸，或忙于救護，或護送難民，或勸募捐輸，或慰勞救濟……負傷罹難，亦無所畏懼”。余者，則多參加如寒衣募捐、宣傳勞軍、收集銅鐵等活動，亦為抗戰(zhàn)盡其綿力。⑤

敵后根據地的“抗日兒童團”達數十萬之多，以放哨、情報為要務

在敵后的中共抗日根據地，同一時期活躍的是“抗日兒童團”。不同的是，“童子軍”的年齡，多在10-18歲之間;“兒童團”的年齡，則多在7-14歲之間。⑥

據《晉西抗日兒童團簡章》，“兒童團”的主要任務依次有六。按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是：“1、站崗放哨查路條;2、偵察敵情送情報;3、抓住漢奸不放松;4、抗戰(zhàn)家屬來慰勞;5、掃除文盲要努力;6、學習生產呱呱叫。”⑦

敵后根據地與日占區(qū)犬牙交錯，對“兒童團”的要求也就更為嚴苛。如1942年3月，面對日軍的掃蕩，北岳區(qū)青救會曾發(fā)起“五不運動”，要求邊區(qū)“兒童團”成員遵守五不規(guī)約：1、不上鬼子的當;2、不念鬼子的書;3、不告訴鬼子一句實話;4、不替鬼子干事;5、不當鬼子的亡國奴。此外，如擴軍、選舉等邊區(qū)政治事務，也都少不了“兒童團”——為順利擴軍，1939年7月，晉察冀邊區(qū)曾號召所有“兒童團”成員舉行“優(yōu)抗周”活動，在一周的時間內，為抗日士兵家屬提供各種慰勞服務，如“拿新鮮的蔬菜和桃、杏去慰勞抗屬”、“給抗屬家里來個徹底的掃除”、“這七天里，見了抗屬一定要敬禮”、“女兒童要給抗屬洗衣服和抱孩子”……此外，根據地子彈短缺，搜集廢棄銅鐵，也是兒童團重要的任務。⑧

“童子軍”與“兒童團”，都曾為抗日而做出沉重的犧牲。如在正面戰(zhàn)場，1941年秋，岳陽14歲學生金繼賢，“被日軍擄去帶路，他趁機將日軍引入國民黨守軍的埋伏圈，守軍斃敵80余人，金亦壯烈犧牲。”在敵后戰(zhàn)場，則廣泛流傳著“王二小”的故事。不過，二者也存在著很大的區(qū)別。最典型者有三：1、“童子軍”由教育部領導，學校參與度很深;“兒童團”則受黨所轄之“各級青年救國會”領導，學校不得干涉。2、“童子軍”服務于抗戰(zhàn)者，多系其中較為年長者，總數止1.5萬余人;“兒童團”則深入敵后根據地所有鄉(xiāng)村，不論長幼，普及性極高，至1940年，僅華北抗日根據地，就已有兒童團員60余萬人。3、“童子軍”的主要活動是戰(zhàn)時服務及后方募捐、宣傳;“兒童團”最重要的職責則是放哨、偵察敵情。⑨

注釋：

①吳小瑋：《以訓練為中心的兒童組織——民國童子軍之研究》，博士論文。②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和目的》。③黃仁霖，《蔣介石特勤總管回憶錄》，團結出版社，2009，P68。④⑤孫玉芹、劉敬忠，《抗日戰(zhàn)爭時期童子軍社會服務活動述論》，《抗日戰(zhàn)爭研究》2011年第3期。⑥⑦⑨參見：《晉西抗日兒童團簡章》，1940年8月13日。《晉察冀邊區(qū)抗日兒童團團章》，1940年7月。晉察冀邊區(qū)行政委員會，《關于兒童團與小學校關系的決定》，1942年1月2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抗日戰(zhàn)爭大辭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340頁。⑧徐光、李浩，《晉察冀邊區(qū)的抗日兒童團》，收錄于《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回憶錄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