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吳王闔閭率軍攻越，雙方主力戰于檇李。越以死罪刑徒陣前自刎，乘吳軍注意力分散之機發動猛攻，大敗吳軍。闔閭負傷身死，夫差繼位為王。二十六年，越以水軍攻吳，戰于夫椒(今江蘇太湖中洞庭山)。越軍戰敗，主力被殲。吳軍乘勝追擊，占領越都會稽(今浙江紹興)。越王勾踐率余部5000人被圍于會稽山上。勾踐請降，吳大臣伍員建議勿許，認為“今不滅越，后必悔之”。夫差因急于北上中原爭霸，未采納伍子胥建議，以越王質吳為條件，許降撤兵。

越王臥薪嘗膽

勾踐夫婦為吳王“駕車養馬”，執役三年，贏得夫差信任，獲釋回國。勾踐為興越滅吳，“臥薪嘗膽”，發憤圖強。其在謀臣文種、范蠡輔佐下，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長期戰略：在內政上實行發展生產、獎勵生育及尊重人才等政策，以安定民生，充裕兵源，收攬人心，鞏固團結，從而增強綜合國力;在軍事上，實行精兵政策，加強訓練，嚴格紀律，以提高戰斗力。當時弩已用于作戰。戰車、戰船均“頓于兵弩”，戰斗勝敗關鍵又取決于最后之沖鋒。勾踐聘請精于弓弩射法的陳音教授用弩技術，包括瞄準、連續發射及掌握弩力與箭重最佳比例(拉力一石，箭重一兩)等方法，使“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聘請善于“劍戟之術”的越女教授“手戰”格斗技術，使軍士“一人當百，百人當萬”。越地民風是“悅兵敢死”，慣于各自為戰。為此，勾踐反對“匹夫之勇”，強調紀律性，要求作戰單位在統一號令下統一戰斗行動，以發揮整體作戰能力。規定服從指揮者有賞，違犯者“身斬，妻子鬻”。在外交上，針對“吳王兵加于齊晉，而怨結于楚”的情況，采用“親于齊，深結于晉，陰固于楚，而厚事于吳”的方針。厚事于吳，即效法周文王對商紂王“文伐”之謀略，以非戰爭手段瓦解、削弱敵人。主要措施有，佯示忠誠，使吳王放松對越戒備，放手北上中原爭霸，縱其所欲，助長吳王愛好宮室、女色之欲望，使其大興土木，耗費國力;并行賄用間，擴大吳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破壞其團結。施行十年，使得越“荒無遺土，百姓親附”，國力復興。越軍亦成為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且“人有致死之心”的精銳部隊。

吳攻陳魯齊

吳王夫差在征服越國后，即積極作北進準備。伍員再次建議“定越而后圖齊”，認為越是“腹心之病”，而“齊魯諸侯不過疥癬”之疾。吳王仍未采納。三十一年(前489年)，吳先攻陳(今河南淮陽).以解除其北進時來自側翼的威脅。三十三年，吳攻魯，打開進軍中原的大門。吳為建立北進戰略基地及打通北進軍事運輸交通線，于三十四年在長江北岸營建了規模宏大的邗城，開鑿了由今揚州經射陽湖至淮安之邗溝，溝通江、淮水域，并進而與泗、沂、濟水聯結。三十五年，吳率魯、邾、郯等國聯軍由陸上攻齊;派大夫徐承率水軍由長江入海，向山東半島迂回，攻齊側后。吳水軍海上作戰失利，陸上聯軍遂退回。三十六年，吳再次攻齊，在艾陵(今山東萊蕪東北)全殲齊軍精銳。三十八年(前482年)，夫差率吳軍主力進至黃池，與晉及中原諸侯會盟，“欲霸中國”。此時吳之霸業達于頂點。

越滅吳

當吳王夫差在黃池與晉定公爭作盟主時，越王勾踐分兵兩路攻吳。一部兵力自海入淮，斷吳主力回援之路，掩護主力作戰;其自率主力直趨吳都，在郊區泓水殲滅迎戰之吳軍，并乘勢攻入吳都。夫差南歸，恐因國都失守士氣下降及遠程奔返造成部隊疲憊、決戰不利，派人請和。勾踐亦以吳軍主力未損，不愿進行無把握的決戰，遂與吳訂和約后撤軍。四十二年，吳國發生災荒。越乘機發動進攻，與迎戰吳軍在笠澤(在今江蘇吳江一帶)隔江相峙。越軍利用夜暗，以兩翼佯渡誘使吳軍分兵，然后集中精銳，實施敵前潛渡、中間突破，并連續進攻，擴大戰果，創造了中國戰爭史上較早的河川進攻的成功戰例(參見笠澤之戰)。笠澤之戰后，吳、越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越已占有絕對優勢。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越再度攻吳。吳軍無力迎戰，據都城防守。越于吳都西南郊筑城，謀長期圍困。吳數次遣使請和，均遭越拒絕。三年，城破，夫差自殺，吳亡(參見《越滅吳之戰》條)。勾踐率軍“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周元王封勾踐為伯。“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越終于成為春秋時期的最后一任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