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然倒塌：李鴻章與淮系北洋成為甲午戰敗最終替罪羊

朝鮮危機開始之初，“國人以為北洋海軍信可恃，爭起言戰，廷議遂銳意用兵”。對照后來真正開戰后的屢戰屢潰，以及屢戰屢潰之后的備受宰割，顯然“國人”大半都沒有預想到這場戰爭會如此迅速地輸得一敗涂地。

戰爭之前被“國人”和“廷議”“信可恃”的東西一定會變爲“國人”和“廷議”最先討問的東西。于是，一身承當了戰爭與議和兩種責任的李鴻章頓時淪為千夫所指的“漢奸”，理所當然地成了眾怒所歸和眾惡所歸的淵藪。

此時已不需要帝黨刻意安排，上下大小臣僚的彈章紛紛然列舉其“惡戰主和”，“行私罔上”，“甘心叛逆”，“潛勾倭主”而“敢於犯天下之不韙”，最終冠以“普天率土咸切齒於李鴻章之賣國”的永世定評。更激烈的，還有主張“梟李鴻章之首傳示各省”的聲音。

在這種一腔憤怒化作肆口痛罵的意氣之詞中間，帝黨骨干翰林院修撰張謇的一封奏折，由倒敍光緒八年(1882) 以來中、日、韓之間的一路糾葛入手，翻出種種舊事舊怨，然后牽引人物情節深作推論，攻訐尤為峻刻：

李鴻章既自負善和，必且幸中國之敗，以實其所言之中;必且冀中國之敗，而仍須由其主和，以暴其所挾之尊。即京朝官之尾附李鴻章者，亦必以李鴻章爲老成謀國，展轉相師; 而李鴻章之非特敗戰，并且敗和，無一人焉以發其覆。

用“幸中國之敗”和“冀中國之敗”刻畫李鴻章，可以算是欲加之罪的典型了，以當時“普天率土咸切齒於李鴻章”的大環境，帝黨推出這樣一篇深文周納的奏章引領舉世滔滔的氛圍，在士議對於“善和”與“主和”的憤切中輕松將李鴻章釘上了道德恥辱柱。

對李鴻章來說，士論滔滔恐還不是最可怕的，那個之前一直對自己虎視眈眈，而又因戰敗而自覺顏面受辱的光緒皇帝，才是他繞不過去而又不得不面對的宿命。

當李鴻章議和歸來到京師請安之日，光緒帝“先慰問受傷愈否”，之后郁結已久的憤怒一泄而出，“旋詰責以身為重，凡兩萬萬之款從何籌措，臺灣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傷國體，詞甚駿厲。鴻章亦引咎唯唯”。帝王以這種“詞甚駿厲”的“詰責”面對面地追討賠款、割地的責任。這已經決定了李鴻章的命運。

在李鴻章只能“引咎唯唯”，然后黯然先退之后。次日，翰林院編修，帝黨健將丁立鈞等六十八人聯名上奏，稱李鴻章萬萬不可再令回任。于是，光緒順水推舟，將李鴻章以文華殿大學士留京入閣辦事，命王文韶真除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二十五年之北洋歲月，到此劃下句號。經歷了九個月戰爭與議和的李鴻章就此連同一潰再潰的淮軍一起跌落。被朝廷剝掉“籌三省之海防”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職，也被剝掉了三十年來“中外系望”的居重之勢。他“入閣辦事”卻不能管部，與舊時進京“東朝獨對，北門集議，南苑閱兵，西郊警路”，而“冠蓋酬酢，歲歲如恒”的“萬端紛擁”相比，已近乎于閑差，真成了光桿子大學士。淮系北洋之命運，從此時李鴻章的境遇可見一二。

甲午戰爭成了李鴻章的仕途拐點，而在李鴻章一人榮辱盛衰的背后，則是由他代表的以辦洋務為中心的三十年洋務運動走入困境，在戰爭的沖擊下最終走到了終點。

而帝黨瓦解淮系北洋的行動，其實一直未松手，且頗具派系間斬草除根的味道。隨著李鴻章的失勢，愈加走向總清算的節奏。

自甲午戰爭全面開戰以來，因在朝鮮戰場的接連失利與被后黨攻訐的種種“劣跡”，原本主持陸戰的主將淮系葉志超、衛汝貴已先后由撤職查辦而分處斬監候及斬立決;海軍主將丁汝昌則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正月十八日(2月12日)自裁，與北洋艦隊同盡于威海;自甲午(1894)十一月，旅順失陷敗訊到京以來，曾為李鴻章報推為“堪勝專文之任”的趙懷業、衛汝成及黃仕林，皆先后成帝黨言官的攻訐對象。其中趙、衛二人由北洋以不知下落奏聞，黃仕林則被處以斬監候;出身北洋幕府，時總辦旅順船塢工程，兼會辦北洋沿海水陸營務處的龔照玙，亦以畏葸巧避，致誤事機之罪擬斬監侯。此外，總辦軍械的李鴻章外甥張士珩，屢因軍械采購弊案與所謂日本間諜案而遭彈劾，終遭革職。以外，甲午戰爭期間，因遭言官彈劾而受申飭、查辦者不下十人，其中包括北洋重要參謀如李經方、盛宣懷、胡燏棻、劉含方、馬建忠，甚至駐英公使龔照瑗，俱在其列。就算逃過獲罪，也已難再居其位。最為明顯的是淮系原除李鴻章外的兩位地方大員，四川總督劉秉璋及兩廣總督李瀚章也在甲午戰爭期間，先后為帝黨攻訐去位，劉秉璋于光緒二十年(1894)十月革職留任，繼而奉旨開缺;李瀚章則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日，李鴻章在日談判期間，奉準開缺回籍調理，加上李鴻章于稍后奉旨留京，風云三十年的淮系勢力，至此竟連一個地方督撫也沒有了。尤其劉、李二人去位后，繼任者分為原陜西巡撫鹿傳霖及原將以閩浙總督調四川，臨時改任兩廣的譚鐘麟。鹿傳霖是原清流北派李鴻藻系統的人馬，既為李鴻藻之表叔，又為張之洞姐夫;而譚鐘麟則向與翁同龢及清流南派過從密切。這二席封疆大吏的安排，明顯具有派系傾軋的色彩。帝黨對北洋的最后打擊至此告一段落，北洋集團在國內外軍事與政治的雙重打擊下最終轟然倒塌。

而作為淮系首領的李鴻章，在朝野共詬中成了這場民族戰爭失敗的終極替罪羊。對此，在李鴻章其時的書信中，，尤其能體現他的郁屈：

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靡費爲疑，至以購船購械懸為厲禁;一旦有事，明知其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于一擲，遂至一發不可復收。戰絀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機萬緊，更非尋常交際可比。兵事甫解，謗書又騰，知我罪我，付之千載，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一句“知我罪我，付之千載”，為李鴻章和淮系的崩潰，劃下了一個并不完美的句號。

得失寸心：帝黨摧垮淮系勢力加速擴張遭后黨反擊損失慘重

甲午戰中至戰后，清廷高層的權力結構已經變成光緒和帝黨主導。光緒作為天下之主，官員進退之命均由上諭而出。盡管在決策上有來自慈禧的干預，但再人事上此時還未能過于明目張膽進行指揮，這使帝黨保有相當大的布局主導權。

甲午(1894)九至十月間，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云貴總督王文韶分別奉召入京，這是帝黨布局的第一步。

甲午(1894)危機起，李秉衡和劉坤一就一直是帝黨在地方大員上的重要人選。山東巡撫李秉衡其自中法戰爭以來的一系列表現、及天下共推為疆吏賢者的節操，為帝黨特為倚重，幾可視為日后疆臣領袖的繼承人。從他甲午七月，由志銳、文廷式等帝黨成員奏派以“重臣”身份前往北洋視師，并察李鴻章病狀的任命;以及翁同龢極意結納，每請“劇談”的關系，均可提現其在帝黨眼中的地位。

帝黨最終選擇王文韶接替李鴻章，除考慮政治資歷和王文韶與帝黨清流的密切淵源之外，實際上也亦基于帝后兩黨妥協的打算。更期望憑藉劉坤一以欽差大臣督師山海關的機會，一舉全盤接收北洋的政、軍二權。

而借劉坤一督師之便，帝黨力主推動北洋軍事力量的裁撤變更。在翁同龢主導擬定的計劃中以淮、湘、毅三軍各裁弱并強，并由聶士成、魏光燾、宋慶分為總統，駐津沽、山海關、錦州。按這一計劃，淮系之控制力愈弱。等于將二十五年來淮系單獨控制的北洋國防武力，切割為三，各成一路。淮系裁汰后只留津沽一部三十營，且交聶士成總統，實際上已經另成新的格局。這個看似切割的結構，實是帝黨為之后緊跟的另一波整合作準備。這是帝黨一直以來計劃之中，打垮淮系北洋之后重建由帝黨主控的新北洋的目標。如今，這一目標似乎指日可待了。

在試圖掌握北洋軍權的同時，帝黨在決策中樞也展開了積極的攻勢。

帝黨以李鴻章與淮系北洋為主攻對象，透過力主對日強硬與向淮系迫戰，向李鴻章與北洋背后的親太后勢力施壓，并藉此向慈禧進行權力探底。但事與愿違，這一強勢的推進直接導致慈禧太后的重出預政，并反而促成后黨勢力整合。

慈禧出手后，先藉由貶降珍、瑾二妃、貶廢志銳、安維峻將帝后權力矛盾提上桌面。而隨著對日和議的形成，帝黨由積極主戰轉而最終不得不變成和議的主持者。直接對光緒帝的權威形成了傷害，更使光緒之下的帝黨成員難以自處。因此，帝黨主動發起攻勢，將整肅目標指向最具代表性的后黨主和派大臣。對戰時內靠慈禧太后，外當李鴻章主和路線樞紐，而帝黨菁英始終無法扳倒的軍機大臣孫毓汶及徐用儀展開激烈攻訐。

光緒對孫、徐二人的不滿，幾乎在中日和議成立后馬上爆發。失去為和議大局考量的顧慮，光緒與孫、徐間最后一點薄弱的君臣情分也不再顧忌。

作為親太后勢力在朝中的代表，孫毓汶遭受攻擊后以退為進，為整個親太后集團的利益考量，主動告假申請開缺。將主和惡名承擔在自己身上。光緒隨之下旨批準孫氏隱退，戰爭期間力抗帝黨而不倒的孫毓汶就此輕松出局。帝黨隨之再攻徐用儀，此次光緒帝親自出馬，直接下令停止徐用儀入直，之后更論令徐用儀退出軍機并總理衙門。慈禧太后并未對此加以反對。

輕易罷去孫、徐兩位后黨軍機大臣，光緒及帝黨似乎在權力斗爭中大占上風。但后黨的反撲緊接著就跟了上來。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吏部右侍郎汪鳴鑾、戶部右侍郎長麟，并以召對妄言褫職。

慈禧整肅汪、長二人，實是因二人為帝黨中的骨干份子。汪、長二人俱為翁同龢門下要角，帝黨中堅。而且兩人均官至侍郎，分別行走總署，會辦督辦軍務處，長麟尤其受恭王賞識。對帝黨少壯精銳的整肅，確實頗具威懾效果。

但后黨的反撲并未結束，四個月后的光緒二十二年(1896)二月，剛剛由由翰林院編修轉為江西道監察御史的楊崇伊上疏糾舉帝黨中堅文廷式。楊崇伊攻訐文廷式的罪名，在“遇事生風，常在松筠庵廣集同類，互相標榜，議論時政，聊名人奏。并有與太監文姓結為兄弟情事”等等。在前一項指控中，楊崇伊尤其舉出文廷式“指使安維峻言事，安發譴斂銀萬于送行”，而后一項則將文氏與一年于前，因玉銘一案，傳為珍妃經手納賄，獲罪遣送打牲烏喇之太監聞德興綁到一起，火上加油，落井下石。開啟慈禧盛怒之契機，一攻成辦。

而文廷式在帝黨崛起以來，一直為翁同龢出謀劃策之謀主，隱隱然有翁之后帝黨下代領袖之望。至此遭后黨摧折，帝黨可謂損失慘重。

甲午停戰之后，帝后兩黨雙方由逼退孫敏汶、徐用儀開始的幾回合交鋒，慈禧在人事傾軋中的成果，不能不認為仍勝于帝黨。孫、徐二人行走軍機多年，孫敏汶尤為后黨首席謀士逾十年，但經中日甲午(1894)之役的折損，孫、徐二人已因主持合議，集眾謗于一身，而走到盡頭。如果二人收到攻擊時慈禧仍予以力挺，則眾議滔滔，非但二人不能久安其位，反令戰孫、徐二人包攬的議和罪責，轉于慈禧太后之身，當然是敗招。是以，孫、徐二人的去位，一方面可令帝黨難以再以此事發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后黨對內凝聚向心力，提升斗爭意識。而此后慈禧斷然對帝黨中堅的汪、長下手，李鴻章勢力的遺脈便乘機靠攏過來，皆關系于此;

而帝黨成員，自光緒以下，在中日換約事無可挽后，即主動發起對后黨的人事攻勢。然在慈禧太后幾近放棄的態度下，罷免了孫敏汶、徐用儀這兩個指標性人物，反為后黨的派系反擊提供了合理性;而在此之前，為了充分達到拔除孫、徐之日的，帝黨又已在翁同龢入直總署一事情上，作出了妥協。而帝黨自從戰爭開始以來接連被罷去志銳、安維峻、汪鳴鑾、長麟、文廷式這些核心骨干，這就使其后帝黨在人事斗爭中之折損，顯得代價更大。

乘火打劫：慈禧太后培植后黨力量力壓帝黨最終做大

甲午戰爭期間，慈禧看上去對李鴻章頗為照應，但這并非表示慈禧太后反對帝黨借戰事之便打擊李鴻章與淮系北洋;相反地，李鴻章與淮系更似慈禧用以對抗帝黨的工具，既承當帝黨進攻的鋒銳，也可轉移朝局針對的目標。并且經此過程，李鴻章也必從之前最強疆臣，手握大清國防之重的地位跌落，可謂一舉數得。于是趁此時機，慈禧太后也同時悄悄地展開掌控未來軍權的步驟。而此時出面與帝黨爭奪軍權的關鍵人物，就是光緒二十年(1894)七月方入京，九月而是九日(10月27日)奉旨取代體仁閣大學士福錕為步軍統領的原西安將軍榮祿。

甲午年(1894)九月的人事安排，榮祿接下此一二十年前的老職務九門提督，掌京畿兵權，其實是為了以作為日后行走督辦軍務處及十一月進入總署行走，進一步趨近核心作的準備。

當帝黨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同月，逼退了久居兵部尚書的軍機大臣孫敏汶后，榮祿在督辦軍務處中的決策地位必然愈見加重。此時由翁同龢、李鴻藻等人日記中可以發現，自恭親王、翁同龢、李鴻藻行走軍機，慶王多在總署后，督辦軍務處常處實務的，就是榮祿與長麟。長麟為帝黨要員，如光緒與翁同龢在督辦處的耳目。而榮祿則形同后黨的耳目。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六月，榮祿實授兵部尚書，而十月長麟被罷黜，帝后兩黨在督辦處的消長已分出勝負。在甲午戰事過去，督辦軍務處功能漸受淡視之時，后黨卻借由榮祿統攝兵部與督辦處，逐步落實主導以北洋為基礎，進行國防武力改造。此項改造更為榮祿掌控兵部，開出一條平坦大道。直出帝黨眾人之意料。

后黨借掌握軍事重建主導權，進而接收淮系北洋垮臺后所釋放的龐大資源，一舉取得舉足輕重的北洋要缺，從而為后黨獲得了及其雄厚的政治實力，從而使慈禧太后再度重回主流道路，在此后兩年內愈加通暢。而帝黨原本志在必得且寄予厚望的北洋軍權完全落入了后黨手中，這成為日后帝后黨爭最終決勝的關鍵。

另一方面，比起后黨之失去孫、徐兩位軍機大臣，后黨對帝黨的還擊在成的影響尤其重大。相對于孫敏汶、徐用儀已入軍機日久的身份，汪鳴鑾、長麟、文廷式，包括之前被罷斥而出的安維峻和志銳，卻是帝黨核心菁英，日后的提升空間極大。汪、長二人實已具備行走軍機之條件，且備受各方之肯定;而資望尚次，但潛力極大之文廷式，已經隱然為翁同龢著意養成，在汪鳴鑾等人之后的第三梯隊領袖。

甲午戰事以來，志銳、汪鳴鑾、長麟、文廷式的依次遭貶逐，使帝黨在戰后權力格局發生大變革的時刻，卻遭遇了派系核心飽經摧殘的窘境，極大影響帝黨人事角逐與資源競逐的實力。帝黨隊伍組成的特點，在于核心人物皆為翁同龢由兩榜高中者中提攜出身，作為主力。這批青壯菁英，固然銳氣十足，忠于光緒及其派系。但在拓展人脈的能力與合縱連橫條件上，遠不如后黨人物。一切運作，皆須以清流南派菁英為主的帝黨成員，步步為營以竟全功。但帝后兩黨對抗白熱化后，帝黨中堅人物卻一個個遭后黨打擊，中堅摧折，后繼乏人，人事爭奪便難以著力。面臨如此困局的帝黨為增強戰力，只有在更積極自忠于光緒的少壯派士大夫中，擴大延攬。這也是帝黨領導人光緒以及翁同龢開始與維新勢力產生聯系的重要原因。但是，相較于志、汪、長、文諸帝黨中堅，維新人士政治閱歷更淺，能力與政治手段更粗暴生澀。為符合借維新事業再建光緒與帝黨權威的目標，則只有訴諸更極端激烈的手段。而后黨在此之前奪下的北洋軍權與雄厚的政治實力此時發揮出威力。可以說戊戌變法的悲劇，實于甲午戰爭之中便已遠伏其端。

尷尬的逆轉：帝黨轉向變法但已注定失敗

光緒四年( 1878) 曾紀澤說：今世所謂清議之流，不外三種。上焉者，硜硜自守之士，除高頭講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書。井田、學校必欲遵行，秦、漢以來遂無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識不足，其心無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會理學之緒論，發爲虛懸無薄之莊言。或陳一説，或奏一疏，聊以自附於腐儒之科，博持正之聲而已，次也。下焉者，視洋務爲終南捷徑，鉆營不得，則從而詆毀之。以媢嫉之心，發爲刻毒之詞。就三種評之，此其下矣。

然后曾引申而言之：

中西通商互市，交際旁午，開千古未曾有之局，蓋天運使然。中國不能閉門而不納，束手而不問，亦已明矣。窮鄉僻左，蒸汽之輪楫不經於見聞，抵掌拊髀，放言高論，人人能之。登廊廟之上，膺事會之乘，蓋有不能以空談了事者。

時當光緒初年，正是清流崛起廟堂，聲望正隆之日。曾紀澤筆下寫“清議”，刻畫的都是那個時候的清流。他以“中西通商互市”為“天運使然”，為“不能閉門而不納”，實際是承認并主張洋務的勢有必至和理所當然。從這個角度打量清議，正如在數期之前的《重讀甲午》中我們已經陳述的那樣，以“泥古”反洋務; 以“博持正之聲”反洋務; 以“鉆營不得，則從而詆毀之”反洋務，的清流種種論調，便都成了既與勢相悖，又與理相悖的行為。清流總體地反洋務是那個時候顯然可見的事實。

李鴻章久在與清流人物交鋒的過程和事實之中，曾慨嘆道：“凡事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爲捕風，而文人學士動以崇尚異端光怪陸離見責”，又謂自身“三十年來日在謠諑之中，而禍福得失，久置度外”。

其所稱“文人學士”和“謠諑”對應的即是清流人士和清議。 “泥古”、“持正”和“以崇尚異端光怪陸離見責”，說的都是清流之反洋務，根由全在于清流守“故習”而不“通變”，尤其在于清流不能容忍“以夷變夏”。因此，正如我們之前指出的那樣。“三十年來”的這些事實作反襯，甲午年群起議戰拒和的清流，即是之前反對洋務的同一群人。

但事件后推一年。至乙未(1895)年已群聚于變法和“求新”大旗之下，以“求新”和“西學”相表里的，也同時這一群原來的清流人物。這不能不算是一種脫胎換骨之變。作為三十年歷史的延續，清流及其后續的帝黨與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在外觀上依然各秉淵源而各成一派，但就內里而言，變化中的原清流已越來越深地進入了曾紀澤所謂的“事會之乘”，從而在實際事物的操作中越來越真切體味到十六年前曾紀澤所闡述的洋務之“勢有必至”和“理所當然”。

一則出自日本人的記載說，馬關議和之日，李鴻章在備受磨難同時，又深為反思和前瞻，并對伊藤博文直言：

在此，我不得不坦白地講，此次交戰獲得兩個良好結果，這就是： 第一，歐洲陸海軍之戰術方法，并非應有白人所獨有，黃人亦能用之，并證明可收到實效; 第二，日本非常之進步足以使我國覺醒。我國長夜之夢，將因貴國的打擊而破滅，由此大步進入醒悟之階段。

回顧李鴻章早年在層層沖擊下識世變入洋務，

因“打擊”而“醒悟”從事洋務的個中三昧已久知而備嘗。因此他相信殘酷的戰爭尤其會大幅度地改變中國人的思想世界。

以這種反思和前瞻比照甲午戰后的清流一派，則無異是李鴻章預言和期待的事，正在成為和已經成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現實。這些人在戰爭與反對議和的動員下匯攏，其匯攏的過程自始至終是共指李鴻章為禍首和公敵。但時逢中日之戰，則身在中日之間。當他們由倭人“彈丸黑子”而“全力敝我”發問，以追索和搜尋“中國之所以不振者”，則又不能不在追索和搜尋的過程中，走入古今中西的對比與反思。于是，這些被戰爭與反對議和召聚起來以怒罵痛詬相呼應的清流士人因之而一個一個移其重心，前后相接地走近和親近那些被他們九日所排拒的種種物事。

于是而有沈曾植謀“開學堂、設銀行”，筑“東三省鐵路”;文廷式“請各省開礦”;王鵬運説“經國要圖，洋務爲急”;陳熾倡“立商部”、“行鈔法”、“鑄銀錢”、“修鐵路”、“廣輪舟”、“開礦政”、“立書信館”、“徵煙酒稅”;孫詒讓以“廣求君子之通洋務者，與共撐時局”爲“今之要事”，以及張元濟切論“自強之道，自以興學爲先”;李端棻奏議“廣立報館”、“選派游歷”，等等。

而對照前后，這之中被列為要目的東西，許多都是李鴻章已經做過或心中想做卻之前一直被清流所阻撓的事情。所以群起的清流雖以“吾黨”、“吾輩”和“同志諸公”、“力求振作之黨”自立稱謂集為一類，自覺地把自己同別人區分開來，但他們用來表達主張的中心觀念和基本觀念，卻依然是以洋務爲中心的三十年歷史過程內產出的“自強”和“富強”。這種見之于甲午戰后的事實醒目地説明：他們雖以怒目相向對李鴻章，而由世路經歷而在主張上依然蛻變而為李鴻章之路所折服。

不同之處的是清流群起大張“自強”和“富強”，其要務在“變法”。所以當日的士議，便多見“興利除弊，變法致強”的總括，以及“非變法制，不足以除錮習，振人心”，即“非變法制”不足以語“自強”的推斷，更“憤懣誡詫”一點的，還有“我中國非變法不特不足以自強，實不足以自存”的危言醒世，等等。這一類主張出自士人階層的共鳴，而后是“近今風尚，競譚西學，而有志之士，皆思變法，以支危局，此亦運會使然”。變法成了自強和富強的必有之義和必經之路。甲午之后的變法自強不同於庚申之后的借法自強，其核心在于“變法制”、“除錮習”所對應的都是中國之固有，從而是中國的自身。所以，相比于借法之重心在于移接外邦之物，則這種“競譚西學”而“皆思變法”的重心所在，是在以彼邦之物為法式來丈量和改造中國固有之物。在這個過程里，同樣由借法開始求富強的日本，在打敗中國的同時又恰到好處地為中國人提供了變法致強的實例和說服力。遂使剛剛被日本打敗，并因此而注視日本后來居上的中國人，成為了被事實說服的對象。

與變法同義的“明治維新”，日本人證明了借法不敵變法，而后是“圖存”的中國人不能不由借法而急趨變法。從這個意義上，甲午戰爭，日本不僅在戰爭中打敗了中國，而且影響深遠地改變了三十多年以來中國人的思想和社會走向。于是，以洋務為中心的歷史終于過去，繼之而起的是變法成了支配人心并主導時世的觀念。遂有譚嗣同日后所説的“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其言之決絕悍猛實爲有清二百多年士林所未有。因此熟識人物掌故的瞿兌之后來追敍這一段史事，總論之曰： “清流始舊而繼新，洋務本新而反趨於舊”。

問題在于，清流帝黨這個轉變的過程，恰好是來自對洋務派的極力打擊和摧毀之的過程。當原本不通庶務的清流士人摧毀了洋務勢力從而自己登上政治前臺，與實際事務接觸從而重新產生了之前洋務派已經產生過的覺悟時，他們已經將所有政治對手趕到一處，鍛造出一個無比強大的政敵后黨。同時，也由于上文所述，在極力擴張勢力范圍時遭受打擊造成的后繼乏人與軍權旁落，配合著愈發走向極端和激烈的變法之望與粗暴生澀的政治手腕，戊戌悲歌的序章在甲午落幕之時已經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