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東突分子，“世界維吾爾大會”副會長賽義德到日本活動，臨離開之前專門到多摩陵園拜祭了那里的早期東突分子墓地。這一舉動，才讓人們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曾經與東突分子有著密切的聯系。

1933年，新疆多處爆發了各族和雇傭軍人的暴動。一些激進的疆獨分子乘機于11月在喀什建立所謂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推舉和加尼牙孜為總統，沙比 提大毛拉為首相，“東突”的概念就是在此時產生的。這個所謂的“共和國”沒有得到任何外國政府的承認，不到半年就土崩瓦解，和加尼牙孜投靠盛世才，被任命 為新疆省副省長。

有趣的是和加尼牙孜并不是一個堅定的東突分子，更應該算一個“農民起義領袖”，只不過當時他的兵力最雄厚而已，結果當了。。。總統！“東突共和國”是一個真正捏起來的沙堡

1932年侵占了中國東北，正對中國北方領土步步進逼的日本政府得知“東突”的消息十分重視，當即下令周邊日本使領館大量收集有關情報。在日本外務省外交 史料館保存的新疆問題專輯《新疆政況及事情関係雑纂》共計七千五百頁，跨度為1926年至1944年，其中1933年之后的占了七千三百頁。這些情報多半 來自新疆周邊日本駐阿富汗，蘇聯，伊朗等地的外交領館。這些資料包括了地圖，當地政府的各項訓令，當地駐軍情況，乃至新疆省政府的收支情況，也包括東突高 層人物所著文章的譯文等，也包括日本國內警務機關對過境的與新疆有關的中國人的監視情況，內容十分詳盡。這些豐富的資料表現了日本當時對新疆特殊的“關心 ”。

由于日本此時已經開始謀求侵犯被稱為“蒙疆”的內蒙地區，控制新疆顯然可以作為“蒙疆”地區的屏障和下一個侵略跳板。因此，在所謂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 ”覆滅之后，東突分子紛紛向境外逃亡之機，日本政府要求駐外官員積極與他們建立聯系。東突的精神領袖伊敏就是日本駐阿富汗領事館的?？?，后并應邀訪問日 本。同時訪問日本的還有東突軍事指揮官塔菲克，1936年，后來的日本外務大臣有田八郎曾會見塔菲克并表示對新疆局勢的關切。與此同時日本的報刊不斷出現 關于新疆的造勢文章，例如《神戸又新日報》1935年12月26日發表《蘇俄魔爪伸向新疆 清理北中國局面是帝國的責任》，鼓吹日本應該以防止赤化的借口介入新疆事務。

日本對新疆的關切，導致一些東突分子開始幻想依靠日本東山再起。和加尼牙孜就曾試圖與日本建立聯系，但被中國方面覺察，將其鎮壓，罪名是“勾結日本特務機關，試圖再次發動獨立”。1937年初，東突將領，被收編為騎兵第六師師長的麻木德發動叛亂，日本在叛亂過程中曾為其提供中國軍隊的情報。1937年4 月，叛亂失敗，麻木德流亡印度，在日本大特務，滿鐵株式會社高級官員竹內義典的幫助下，一行十五人隨即前往日本。

在日本，東突流亡分子曾多次與日本官員接觸，試圖獲得日本的支持重新進行叛亂。但是，1939年以后，日本由于集中精力于太平洋方面，對新疆的關心逐漸冷 卻。竹內義典在北京西單(后改到內蒙古呼和浩特)開設“竹內公館”，專門容留東突人員。表面上是進行維吾爾文化的研究，但實際上《維吾爾人和大日本帝 國》(作者東京外國語大學研究員菅原純)將其目的一語道破 – “維持華北(北京)，就必須維持其鄰接的內蒙，維持內蒙，就必須對新疆有所控制”(華北(北京)を維持するために隣接する內蒙の維持が不可欠であり、內蒙の維持のために新疆のコントロールが必要であるという)，竹內公館的設置目的，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沒有得到日本政府實質性的支持，流放的東突高層人員，大多回到國內試圖東山再起，也有少數心灰意冷者，包括托夫塔.巴伊，奧斯曼，塞則孜等人后來駐留日 本，娶妻生子，并老死在那里，其中一部分埋葬在多摩陵園。這些死前已經寂寂無聞的人物，時隔半個世紀又被新一代東突拉出來作為祖師膜拜，只怕自己都會覺得 不可思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