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貧困之地的縣令起家，一步步升遷為皇帝倚重的封疆大吏，于成龍所演繹的傳奇故事，倚仗的并非什么背景和奇遇，而是近乎苛刻的廉潔自律，這讓他在貪腐之風盛行的清代鶴立雞群。康熙皇帝稱贊于成龍為“天下廉吏第一”，大力表彰，屢次破格提拔，把于成龍樹為廉政典型。事實上，于成龍不僅是個廉吏，更是個能臣，絕對無愧于得到的榮譽。

抽了一個下下簽

于成龍(1617年—1684年)，字北溟，號于山，清代山西永寧州(今山西省方山縣)人。

于成龍入仕的起步相當低。明崇禎十二年(1639)，他參加了在省城太原舉行的鄉試，結果正榜無名，勉強考取了個副榜貢生(意味著沒考中，但成績尚可，入選者可以被送往國子監讀書)。時值明末清初，時局動蕩，于成龍在永寧城外的安國寺隱居讀書達六年之久，后來又前往太原“三立書院”游學四年。他很有志向，曾寫有一首《雞冠花》借物言志：“亭亭赤幘岸臺端，傲出風霜不自寒。要識朝陽憑一唱，扶桑高捧海瀾安。”

刻苦讀書讓于成龍學問大進，可惜八股文的水平卻沒多大提高，這期間明朝滅亡，清軍入關。從順治二年(1645)，清朝當時的攝政王多爾袞就批準了開科取士。然而期間幾次參加科舉，無一中第，他的最高學歷也就被定格在了副榜貢生。

順治十八年(1661)，已經45歲的于成龍入京參加選官。按照當時的慣例，吏部負責官員把相關職位寫成簽條并密封，讓候選者隨機抽取，職位好壞，全憑運氣。于成龍抽中的職位是縣令，但地點在廣西羅城。這只能說是一個下下簽，因為羅城縣在當時并入清朝版圖才一年多，其間朝廷曾派過兩任知縣，一位被殺，一位棄官逃走。

家人聞知于成龍的選官情況，又喜又悲，喜的是老爺終于做了七品正堂，悲的是天涯萬里，也許一去無歸。永寧到羅城，有六七千里之遙，盤纏錢不夠，只好典當出售了一部分田地和房屋，雇了五個仆人，才得以成行。

走到晉南稷山縣，于成龍拜望了好友武祗遹。武祗遹嘆息說：“廣西為官不易，你還要三思啊！”于成龍回答說：“我輩雖無科第身份，上古之皋、夔、稷、契，豈盡科目中人耶？我此行決不以溫飽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四字。”意思說，我們這些人，雖然沒有考上進士，博得高貴的出身，但上古時代皋、夔、稷、契等賢臣，難道都是進士出身不成？我這番出仕，絕不是為了一家人的溫飽和富貴，我發誓要不昧“天理良心”四個字。

話說得很豪邁，可當于成龍到達羅城，也不由得傻了眼。遠望羅城縣城“可憐黃茅，直抵城下”。城里十室九空，僅存6戶人家、草屋10余間，滿目荒蕪，殘破不堪。縣衙就是茅草搭建的三間堂屋，連大門都沒有，簡陋如農舍。于成龍也忍不住感慨，“哀哉！此何地也！胡為乎來哉！悔無及矣！”

更糟糕的是，沒過多久，跟隨于成龍而來的五個仆人，大半染疫癘而死，剩下的也告歸而去，最后只剩于成龍孤身一人。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描述自己的狀態說：“唯余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一口，床頭貯槍二桿，為護身符。”

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于成龍開始了自己的事業。他從維護社會治安做起，采用歷史上著名的“保甲法”，根治了盜匪橫行的現象。之后是鼓勵農民恢復農業生產，他經常下鄉視察，誰家的田種得好，他就題一個匾，寫一副對聯，表揚一番;看誰家偷懶不耕種，就動員左鄰右舍去好言勸告。沒幾年的工夫，荒蕪的羅城就變得“禾穗被野，牛羊滿山”，漸漸地繁榮起來。

三次考核為“卓異”

康熙六年是“大計”之年，所謂“大計”，就是對地方官員進行考核。考核分為三等，一等為稱職，二等為勤職，三等為供職。考核為一等的，可以獲得“保舉”資格，比例大約15：1，“保舉”被朝廷批準的，稱為“卓異”。

于成龍在羅城的政績，得到了廣西巡撫金光祖的賞識，他親自向兩廣總督盧興祖做了匯報。聽了于成龍的事跡，盧興祖也大為感動。他們給于成龍的保舉評語是：“羅城在深山之間，瑤玲頑悍。成龍潔己愛民，建學宮，創養濟院，任事練達，堪列卓異。”

因為考核“卓異”，于成龍獲得了提升，職務是四川合州(今重慶市合川區)知州。清初四川經過多年戰亂，人煙稀少，百廢待興，情況比羅城也好不到哪兒去，下屬三個縣，登記在冊的百姓據說只有一百余人，每年正賦僅十五兩左右。于成龍發現流民不愿開墾荒地的原因在于原主認業(荒地開墾后，原來地主人又來索地)，于是采取了一個大膽舉措，即規定“凡一占即為己業，后亦不得爭論”，由政府主持為前來墾荒的流民區劃田舍、登記注冊。這就明確了墾荒擁有新墾土地的產權，一下調動了人們墾荒的積極性，于是“新集者既知田業可恃為己有而無復征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日之間戶以千計”，不到二年，合州田地開辟，人口驟增。于成龍所實行的“禁止原主認業”的原則，后來成為朝廷獎勵墾荒的基本政策，他的探索早了整整15年。

康熙八年(1669)，于成龍遷任湖廣黃州府同知，這是僅次于知府的“二把手”，他分管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捕盜。他是一個破案高手，由此獲得了“于青天”的美譽，在民間廣為流傳的評書《于公案》，就是以他為原型創作的，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也曾記述過他破案的神奇故事。因為政績卓著，在康熙十二年的“大計”中，湖廣巡撫張朝珍舉薦他為“卓異”，這是他第二次獲此殊榮。照例，于成龍升為福建建寧府知府，但“三藩之亂”爆發，他被先后改授武昌知府、黃州知府。最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文官，他竟然領導平定了兩次東山之亂。

這兩次叛亂都發生在康熙十三年。第一次于成龍親自去招撫聚守在山寨的首領劉啟禎，他騎了一匹黑騾，只帶了兩名隨從，一人打傘蓋，一人敲鑼，便深入敵寨。劉啟禎命手下人手持火銃、高舉刀槍相迎。面對騰騰殺氣，于成龍毫不畏懼，隨口問道：“老奴到哪里去了？怎么不出來見我？”劉啟禎曾經做過于成龍的差役，對于成龍十分敬畏，此時氣焰頓時消了大半。他見大勢已去，便舉旗投降了。第二次叛軍有數萬之眾，于成龍主動出擊，帶著黃州城里僅有的官吏兵民幾百人，又招募了平時訓練的幾千鄉勇，直抵叛軍盟主何士榮的老巢。叛軍火力密集，鄉勇難以抵擋，紛紛后退。危急之中，于成龍向官軍首領李茂升大喊一聲：“我要是死了，你就回去向張巡撫匯報！”然后縱馬殺入敵陣。鄉勇們一見，轉身奮勇作戰，一舉擊潰叛軍，叛亂隨之迅速瓦解。史家評價說：“自出軍至是僅二十四日，以鄉民數千破砦黨數萬，不費公家粒粟，不煩師旅，徒手奮身、摧鋒陷堅而奏膚功，近世所希也。”毋庸置疑，這場平叛之戰于成龍首功一件。

康熙十八年春，于成龍就任福建按察使，負責紀檢和司法。他發現監獄人滿為患，這些人都是因為違反了《遷海令》。原來為了對付臺灣的鄭經等反清勢力，清朝頒布了《遷海令》，嚴禁民間商船私自入海。但這些百姓出海捕魚，經商貿易，都是正當的生計，并非給敵人提供后勤補給。面對數千人的冤屈，于成龍坐不住了，他向巡撫吳興祚、總督姚啟圣請示，要求釋放這些人。吳興祚和姚啟圣知道朝廷的嚴令，寧可多抓錯殺，否則出了事是要追究督撫責任的，所以都不敢答應。于成龍還不甘心，親自找在福建領兵坐鎮的康親王杰書申訴。杰書是天潢貴胄，又是最高統帥，沒那么多可擔心，一口答應了于成龍的請求。幾千百姓被釋放歸家，他們無不流下感激的淚水。

雖然擔任按察使時間不長，但于成龍做出了巨大的成績，在當年的“大計”中，被巡撫吳興祚舉為“卓異”，稱贊他是“閩省廉能第一”。這是于成龍第三次被考核為“卓異”，他也因此被康熙“特簡”，擔任直隸巡撫。

遭彈劾被降了五級

于成龍為官清廉，這在當時的官場是十分另類的，他因此得了許多雅號，透過這些雅號，可以想見他的甘苦與自律。

第一個雅號叫“半鴨知縣”，得自于羅城。據《于清端公政書》載，有一年，于成龍的大兒子于廷翼從山西老家來看望他，臨走時，他想給兒子帶點東西路上吃，找來找去，家里只有一只咸鴨子比較貴重，便割下半只讓他帶走了。這件事傳到百姓耳中，于是就有了“半鴨知縣”的綽號，還傳唱說：“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行割半鴨。半鴨于公過夜錢，五厘酒價何處拈？”

在黃州，于成龍的外號叫“于糠粥”。康熙十年，黃州發生了嚴重的旱災，于成龍一邊開倉賑災，一邊勸諭富豪人家解囊，他更是身先士卒，把僅有的一匹騾子“鬻之市，得十余兩，施一日而盡”。無米下炊，于成龍就吃起了“糠粥”。什么是糠粥呢？就是當地窮苦人家在用白米熬稀飯時，會把舂米剩的糠皮炒熟磨碎，撒在稀飯里充饑。百姓們知道于大人每天以糠粥度日，就給他取了個外號叫“于糠粥”，還編歌謠說：“要得清廉分數足，唯學于公食糠粥。”

于成龍還有一個雅號，叫“于青菜”，得自于兩江總督任上。“兩江”，即江南、江西兩省，范圍包括現在的江蘇、安徽、上海、江西四省市。來到沃野千里的江南富庶之鄉，于成龍不改初衷，一如既往，“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百姓因而親切地稱他作“于青菜”。在他嚴格的約束下，“仆從無從得茗，則日采槐葉啖之，樹為之禿”。

可貴的是，于成龍的廉潔，發自內心，并不是為了嘩眾取寵，博取清廉名聲。黃州的饑荒過后，糧食充裕了，他也不再堅持吃糠粥了。有位叫魯晟的人，特地想品嘗一頓糠粥，于成龍招待他的卻是大米干飯，弄得魯晟遺憾不已，多年之后還耿耿于懷。于成龍曾撰寫了一副對聯說：“山到窮時，現許多峭壁層崖，歡富貴功名，何似林禽野獸;路逢狹處，經無數行云流水，任磐桓談笑，休辜翠竹蒼松。”對他來說，清廉不僅是一種為政理念，更是一種參透人生的生存信仰。

除了自身一塵不染，于成龍在廉政建設上也不手軟。康熙十九年，于成龍升任直隸巡撫后，頒布了《嚴禁火耗諭》。所謂火耗，是指官府將從民間征收賦稅所得之細碎銀兩重新熔鑄為銀錠時的損耗。火耗由州縣自行征收，有的高達正賦的百分之五十，這些錢多用于官吏們“分肥”和饋送上級。此外，他還禁止官員之間饋贈禮品。然而這一年的中秋節，大名縣的知縣偏偏不信這個邪，備了一份“薄禮”，公開寫了手本，送到巡撫衙門，祝巡撫大人中秋快樂。于成龍大為惱火，立刻起草了《嚴禁饋送檄》，給予通報批評，并警告說：“本應題參，姑念初犯，暫從寬宥。”直隸的送禮之風由此收斂。

康熙二十年，康熙特旨授于成龍兩江總督。消息傳來，江南那些歷來習尚奢侈的世家大族都“減輿從，毀丹堊，婚嫁不用音樂”，南京的布價則驟然上漲，“金陵闔城盡換布衣”。于成龍深知“州縣各官厲民積弊，處處皆然，而江南尤甚”，為革除這些不良風氣，他到任后親手制定了《示親民官自省六戒》，提出了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征收、崇節儉這六條戒律。緊接著，他又頒布了《興利除弊條約》，嚴禁各級官員濫加火耗和私派，嚴禁饋送，禁止向行戶攤派取索，禁止奢靡逸游等。于成龍還從自己做起，公開聲明：“本部院下車，以清介自持，誓不受屬員一毫之饋送！”

在于成龍的嚴厲整飭之下，江南政風好轉，民生恢復。然而在康熙二十二年，風云突變，有人上疏參劾他年老昏聵，為下屬所欺蒙，多行不法。對此，《清史稿》一針見血地指出：“勢家懼其不利，構蜚語。明珠秉政，尤與忤。”說白了，就是于成龍的新政斷了許多人的財路，損害了以權臣明珠為首的腐敗集團的利益。

康熙皇帝一時難辨真假，迫于眾口鑠金，最終給予于成龍“降級留任”的處分，總督的職務不變，但行政降五級。這件事讓于成龍百感交集，一年中上了兩次請求退休的奏疏，康熙皇帝都沒有批準。皇帝的眷顧讓于成龍感到很欣慰，但他為了大清社稷，也耗盡了所有的精力。康熙二十三年農歷四月十八日凌晨，于成龍在辦公的椅子上“端坐而逝”，享年67歲。他留下的遺物，根據陳廷敬的記載：“床頭敝笥中，唯綈袍一襲、靴帶二事;瓦甕中粗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

康熙皇帝驚聞于成龍的死訊，十分傷感，下詔撤銷給予他的處分，追封為“太子太保”，賜謚號為“清端”。后來康熙第一次南巡，特地考察了已故總督于成龍在任的情況，才知道自己受了蒙騙。回朝后，他下詔說：“原任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操守端嚴，始終如一。朕巡幸江南，延訪吏治，博采輿評，咸稱居官清正，實天下廉吏第一。”

于成龍逝世之時，南京百姓“若喪妣”，痛哭不已，他們自發罷市，“男婦童叟皆入公署”，祭奠這位清廉一生的老總督。許多百姓還在家里掛上了他的畫像，逢年過節，都要焚香頂禮。多年以后，康熙南巡看到民間不息的懷念，不由感慨寫道：“歷仕甘棠隨地蔭，兩江清節至今傳。”于成龍不僅是官方樹立的典范，更是一個人民認可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