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曾說：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幾個時代一向是相提并論的，文學就說“唐宋”，繪畫就說“宋元”，學術思想就說“漢宋”——都數得到宋代。啟蒙主義思想家嚴復說：“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

宋代的歷史上，有許多看似矛盾的現象，存在著廣闊的認識空間。比如說，中國主要朝代的創(chuàng)業(yè)君主中，真正由職業(yè)軍人出身的只有趙匡胤。然而，趙宋王朝偏偏以對外軍事作戰(zhàn)不競不振而著稱。趙宋朝廷傾向于務實，卻造就了許多或嚴謹或浪漫、多才多藝、長于思辨的杰出歷史人物。對于當時政治局面的特性，有學者批評為君主專制獨裁，也有學者認為是中國帝制階段中“思想最為自由”的時期。

與季風區(qū)重合的統治疆域

在中國歷史上，如果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勢力相對均衡，那么農耕民族想把統治觸角延伸到草原地區(qū)、游牧地區(qū)不很容易，反之亦然。

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統治的疆域遠遠無法與漢唐相比。但北宋所承繼的五代，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分裂程度最徹底的時代——北方有前后相繼的五個王朝，周邊先后分布著十個割據政權。北宋結束了這種上下重疊的分裂局面，它的統治所達到的縱深層面，是前朝所難以比擬的。

如果把北宋的疆域與自然地理區(qū)域疊壓到一起，我們會看到，其疆域與東部季風區(qū)的邊緣高度重合。東部季風區(qū)是傳統的農耕地帶，西北干旱區(qū)則是游牧民族較為活躍的地區(qū)。在中國歷史上，如果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勢力相對均衡，那么農耕民族想把統治觸角延伸到草原地區(qū)、游牧地區(qū)不很容易，反之亦然。古人心目中的“中國”，實際上是一種向邊緣輻射延展的秩序格局的核心，在“澶淵之盟”的宋遼誓書中，我們看到了“各守疆界”的說法，“疆界”之內的主權意識反而更加鮮明、強烈。

我們的教科書一直說宋代是個“積貧積弱”的時期。“貧”指國力、財政上面的貧乏困窘;“弱”指在對外競爭，特別是軍事競爭中力量薄弱。

但美國學者費正清認為，北宋與南宋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考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fā)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是在應用科學方面，還是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被馬克思稱為“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fā)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其關鍵改進期、應用普及期及向外傳播期都是在宋代。

理性與務實的執(zhí)政理念

宋太祖看見城門匾額上寫著“朱雀之門”。于是問隨行的趙普，中間加一個“之”字有什么用？趙普回答說，是“語助”。太祖哈哈大笑，說：“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五代八姓十四君，一共只維持了53年。趙匡胤黃袍加身，一般人大概覺得這只是短命的第六代而已。但是這個王朝穩(wěn)定了下來，法寶就是“防弊之政”，其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漸。宋太宗將謹守的法度概括為“事為之防，曲為之制”。所有事情都要預先做出防范;委曲周全地進行制約。

我們試以科舉制度為例，看看宋代的“立紀綱”與“召和氣”相輔而行的具體做法。“立紀綱(綱紀)”是訂立制度。“召和氣”，指的是能夠感召天地，使萬事萬物充盈著雍睦和諧的自然之氣。

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給達官貴人乃至主考官員去看，得到推薦、受到賞識的考生有更多被錄取的機會。宋代科舉考試發(fā)展出彌封(糊名)、謄錄等技術操作辦法，使得主考官員即使有心照顧，也難以操作。蘇軾任主考官那年，恰有一位門生參加科舉考試，大家都覺得是天賜良機。但到拆號張榜，門生卻榜上無名。

歐陽修稱宋代的科舉制度“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脫穎而出，則得以進入仕途。歐陽修4歲喪父，買不起紙筆，拿蘆葦稈在地上畫著學字。范仲淹也是斷齏畫粥，堅持學業(yè)。《寶祐四年登科錄》記載是科錄取進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