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從湯開始，到紂滅亡，共傳十七代三十一王，近六百年。約當公元前十六世紀至公元前十一世紀。商朝歷史上有一個很顯著的現象，就是都城屢遷。湯最初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市)。其后五遷：中丁遷都于隞(今河南滎陽北敖山南);河亶甲遷都于相(今河南安陽市西)，祖乙遷都于邢(今河南溫縣東);南庚遷都于奄(今山東曲阜舊城東)，盤庚遷都于殷(今河南安陽西北)。盤庚遷殷，在商朝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此之前，從湯至陽甲，傳十代十九王，約三百年，為商朝前期。在此之后，從盤庚至紂，傳八代十二王，凡二百七十三年，為商前后期。由此可見，都城屢遷，確切地說，應該是指商朝前期。

商朝前期為何屢次遷都呢？

關于這個問題，古今學者眾說紛紜，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水災”說;二、“游牧”、“游農”說，三、“去奢行儉”說，四、“王位紛爭”說。

“水災”說試圖從自然災禍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但它舉不出一條過硬的材料來證明水災逼迫商人遷都。相反，從湯至中丁，傳六代十一王，至少都亳一百五十軍，難道這么長一段時間河水就役有鬧災嗎？而且從武丁到紂卜辭多次記載洹水泛濫為害殷都，但殷人并未因此遷都。為何盤度之后水災不能逼人遷都，而盤庚之前水災卻能逼人遷都呢？另外，南朝的幾個都城全在黃河兩岸，尤其是中丁由亳遷隞和盤庚由奄遷殷，越遷越向河濱，這種現象用“水災”說是無法解釋的。

“游牧”、“游農”說試圖從社會生產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游牧”說認為，商人在盤庚遷殷之前還是遷徙無定的游牧民族，到盤庚時才有初步的農業，由游牧經濟轉入農業經濟，因此有了定居傾向。但商代卜辭和考古資料證明，早在商代前期，農業己是最主要的生產部門，所以，此說不符合歷史實際情況.

“游農”說認為，商代的農業是原始的。其原始性表現為生產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商人采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來代替笨拙的生產工具開辟原野，把林莽燒平后，在灰土上播種。他們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盡，便需改換耕地，不得不經常遷徙。“游農”經濟是商人都城屢遷的原因所在。但考古資料證明，鄭州和小屯兩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鐮和石斧都很近似。這兩地正好一個代表商代前期，一個代表商代晚期。商代農業生產已使用少量青銅器。目前出土的幾件青銅農具，商代前后期的數量也大體相當。這說明商代前后期農業生產工具并未發生重大變化，同樣是“笨拙”的。至于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說》中指出“焚田”是殷人狩獵的一種方法，根本與農業無關，至于說商人“不懂得施肥”，則與史實不符。《汜勝之書》說：“湯有旱災，伊尹作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甲骨文“尿”字即糞便之“屎”字。卜辭中有大量“尿田”的記載，商代初期已知“糞種”，當是可能的。“游農”說的論據經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災”說一樣，無法解釋中丁之前和盤庚之后，商都穩定的史實。所以，“游農”說也難以令人置信。

“去奢行儉”說和“王位紛爭”說試圖從社會政治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去奢行儉”說認為“抑制奢侈，倡導儉樸，借以緩和階級矛盾，是商都屢遷的原因。此說多少有點合理成分。因為《尚書》中《盤庚》三篇是保存下來的商王盤庚遷殷時對臣民的三次演講詞，將遷之時，他曾指責貴族中有貪求財富的亂政官吏;既遷之后，他又告誡官吏：不要積聚財物，光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產業，應該施惠于民，要永遠潔凈你們那顆和國王一樣的心。

但是，奢侈是剝削階級的“痼疾”和“通病”。不僅遷殷之時存在，遷殷之后照樣存在。為什么此時奢侈可以促使遷都，而彼時卻不能呢？“去奢行儉”說雖然看到商都屢遷的某些現象，卻未能透過現象，抓住本質。所以，它對商都屢遷原因的解釋缺乏說服力。“王位紛爭”說，根據《史記·殷本紀》：“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的記載，注意到從中丁至陽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幾世”即指“幾王”，這“九世之亂”與商都屢遷，在時間上如此若合符契，決非偶然巧合，它應是促使商都屢遷的客觀原因。這個推斷，可以在《尚書·盤庚》中篇里找到證據。盤庚追述先王遷都原因時說：“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孔疏》認為“大虐”的具體含義是：“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很明顯，“大虐”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就是指以王位紛爭為中心的“九世之亂”。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政治上的動亂和紛爭，給人民帶來無窮災禍，先王并不懷戀他們手造的基業，為人民的利益來遷徙。那么，王位紛爭所引起的社會動亂，為什么必須用遷都的辦法來解決呢？因為“九世之亂”的直接后果是商王權威削弱和貴族勢力膨脹。貴族勢力膨脹，表現在經濟上，是聚斂財富;表現在政治上，是弒君篡位。斗爭的雙方，為了贏得勝利，必須借助天時、地利與人和。天時，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且是彼此共享的。人和，要靠主觀努力去爭取。惟獨地利，誰占有它，就屬于誰。很明顯，既然貴族的勢力能夠膨脹起來，并足以威脅王權，那么，貴族一定占有地利。殷商時期雖然已進入青銅時代，但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仍舊很低。在那種社會發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通過遷都來改變貴族地利的優勢，從而削減貴族的實力，是商王的戰略措施。這應是促使商都屢遷的主觀原因。證之《尚書·盤庚》篇，正是這樣。

盤庚遷殷幾乎遭到舉國上下的反對，“民咨胥怨”，但主要阻力來自貴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隸。貴族用浮言來煽動民心，而盤庚則抓住“天命”和“先王”兩面大旗，口口聲聲鼓吹為人民打算來爭取民心。在當時，“天命”和“先王”無疑是有威力的，使盤庚得以遷殷。將遷之時，盤庚發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就是說，有奸詐邪惡，不聽話的人，我就把他們斬盡殺絕，不讓這孬種遺留在新邑蔓延滋長。可見盤庚企圖通過遷都打擊貴族。既遷之后，盤庚重申：“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與商王血緣的遠近，造罪就處死，立功便封賞;并宣稱自己有權“制乃短長之命”。這說明通過遷都，鎮壓了異己，商王權威上升了。“九世之亂”的教訓是深刻的。

為了避免歷史重演，王位繼承制發生變化。商王繼統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祖丁以兄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紂傳嫡長子。盤庚處于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轉變階段。遷殷后商王繼統法出現以弟為直系并終于轉變為傳子的新情況。嫡長子繼承制的確立，減少王位紛爭，王室內部穩定下來，所以導致遷殷后二百七十三年沒有再徙都城。“王位紛爭”說對商代前期都城屢遷的解釋是比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