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2年到1936年，魯迅月收入很高，但幾乎沒有繳納過個稅

學者陳明遠曾給魯迅的收入狀況，算過這樣一筆帳：魯迅前期(1912-1926)在北京教育界任公務員，14年的總收入，相當于2009年的328萬元人民幣;月收入，相當于2009年的2萬元人民幣。中期(1926-1927)在廈門、廣州做大學教授，年收入相當于2009年的35萬元人民幣，月收入相當于2009年的3萬元人民幣。后期(1927-1936)在上海做自由撰稿人，9年總收入相當于2009年的452萬元，月收入相當于2009年的4萬元。①

不管是擺在今天，還是放在當年，魯迅無疑都屬于高收入人群。以豬肉購買力為標準，1916年1月份，魯迅的薪俸300銀圓，在當時可以買到1346千克豬肉——2015年8月份全國豬肉均價約為28元/千克②，也就是說，在2015年的8月，只有月收入達到3.7萬者，才能與1916年1月份的魯迅購買力相當。

那么，問題來了：魯迅的收入這么高，在當時，他每個月要繳納多少“個稅”呢？

答案是：魯迅幾乎不納個稅。魯迅1912年“參加工作”，1914年，北京政府效仿日本，頒布了一份《所得稅條例》，擬對個人的薪資、放款存款利息等開征所得稅。但因種種阻力，這一條例長期被束之高閣，唯1921年曾以先行征收官吏俸給的形式，勉強實施過一次， 結果僅征得10310.67元，成為笑談，旋即中止。③此次短暫征收采取官俸先扣再發(fā)的方式，魯迅身為教育部公務員，自然避不過。但此后直至去世，魯迅都沒有再繳納過個稅——從1922年到1936年，北洋及國民政府雖然一直都想要征收個稅，但毫無進展，唯從1928年起，國民政府開始對各級政府機關公務員和國民黨黨部工作人員征收“所得捐”;但魯迅沒做過國民政府公務員，也不是國民黨黨員。

也就是說，自 “參加工作”直到去世，除了在1921年繳納過不足25塊銀元之外④，可以說，魯迅的收入雖高，卻沒有繳納任何個稅。

抗戰(zhàn)爆發(fā)前夕，國民政府才開征個稅，月入4萬需要繳納1922元

這種現(xiàn)象，無疑是不正常的。費正清就曾批評民國不征所得稅，其后果是加重了普通人的消費稅負擔，使富人愈富，窮人愈窮。⑤不過，自北洋至國民黨，中央政府并非“代表富人利益”不愿征收所得稅，而是因種種阻力，征收不了。

這種阻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第一，是民意的抵制。1921年的所得稅征收實施工作，之所以僅從公務員身上征到1萬多元，最后流產(chǎn)成為笑柄，主要原因之一，即有組織的民意抵抗。該年11月11日，全國商會聯(lián)合會，在《申報》上公開刊發(fā)給北洋政府的呈文，宣布否認當局的所得稅政策。理由是：1、所得稅的細則本身有不公平的地方;2、當局須先將其他惡稅廢止、并切實履行保護工商的政策;3、所得稅的用途，當局須予人民以監(jiān)察之權……簡而言之，當時的工商界很重視稅收背后的契約關系，要求“納稅義務”必須與政府的“公共服務”相匹配，“政府未實行裁兵及節(jié)省各項糜費以前，人民不能承認此新稅，以供無謂之浪費。”⑥

第二，客觀環(huán)境所限。1929年，財政部所聘請的美國“甘末爾顧問團”( E.W.Kemmerer，美國經(jīng)濟學家，在貨幣方面有卓越成就)，來華經(jīng)過一番調查后，明確建議國民政府不要推行所得稅。其理由有三條：1、經(jīng)濟上的原因——中國新式工商業(yè)不發(fā)達，稅源有限;2、技術上的原因——沒有大規(guī)模的新式工商業(yè)，也就難以普及新式的簿記制度，沒有健全的記賬、查賬制度，國民政府也沒有詳細、精確的人口調查、職業(yè)調查以及收入調查，沒法征所得稅;3、行政上的原因——國民政府沒有合格的稅務官僚團隊，因為租界及地方軍閥的存在，行政權難以統(tǒng)一，避稅、逃稅手段太多。⑦

因為上述兩項原因，直到1936年之前，國民政府始終只對公務員及黨務工作人員征收“所得捐”。1936年，因對日備戰(zhàn)已進入最后關頭，國民政府才再次提出要征“所得稅”，按孔祥熙的說法，“吾人處此非常時期，要想救亡圖存，思患預防，便不可不未雨綢繆”。以“民族存亡”為前提，民意的抵制自然不復存在;不過，客觀環(huán)境仍無改善，所以征得總額極低，“戰(zhàn)爭期間，所得稅收入只占歲入中不屬于借貸收益的3%-4%。”⑧

魯迅在1936年10月去世，沒有來得及為抗戰(zhàn)繳納個稅。按1936年底國民政府制定的個稅稅率標準(以月收入30元為起征點，稅率采超額累進制)，并以1927-1936年間魯迅的月均收入697元為參考，則魯迅每月需繳納個稅約33.5元。⑨魯迅當時的697元，相當于2009年的4萬元。也就是說，魯迅若未去世，則在抗戰(zhàn)爆發(fā)時，月入4萬元的他，每月需繳納1922元個稅。這個稅率，在今天看來并不算重。所以，國民政府當日曾公開宣傳：“政府之目的，不在稅收之多少”，而更看重該稅的政治意義：“所得稅之施行，正為培養(yǎng)我民族道德極佳之工具，吾國民是否愿愛其國、能愛其國，將以是卜之。”⑩

注釋

①陳明遠，《魯迅時代何以為生》，陜西人民出版社，2013，P06。②魯迅薪俸的豬肉購買力，引自《魯迅時代何以為生》(2013)，P264;2015年8月份豬肉均價，引自《農(nóng)民日報》2015年9月8日報道《集貿市場生鮮乳價格下降》(第6版)。③《中國年鑒》，1924，P805。④魯迅1921年的官俸年收入超過3000銀圓，不足5000銀圓，按當時的稅率標準，其全年繳納額度不會超過25銀圓，事實上，此次征收僅實施數(shù)月，魯迅的實際繳納額度要少于25銀圓。具體標準，可參見：《大總統(tǒng)公布所得稅條例令》，1914年1月11日;《大總統(tǒng)準財政擬征收所得稅考成條例指令》，1921年1月19日;《財政公布所得稅先后征收稅目令》，1921年1月6日。收錄于《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財政》，P1527-1535。⑤費正清，《中國傳統(tǒng)與變革》，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P421。⑥《商聯(lián)合會否認所得稅之呈文》，《申報》，1921年11月11日 ，第5張第18版。轉引自：魏文享，《國家稅政的民間參與——近代中國所得稅開征進程中的官民交涉》，《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⑦崔敬伯，《所得稅實施問題》，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匯報，1936，第3期。⑧(美)阿瑟·恩·楊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 中國財政經(jīng)濟情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P74。⑨按1936年個稅征收辦法：“課稅方法系采超額累進制。凡公務人員自由職業(yè)者及其他從事各業(yè)者之薪給報酬，每月平均所得未滿三十元者，不課稅;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每十元納稅五分;超過六十元至一百元者，其超過額每十元課稅一角;超過一百元至四百元者，每超過一百元之額，每十元追加一角;超過四百元至八百元者，每超過一百元之額，每十元追加二角;超過八百元以上時，每超過一百元之額，每十元增課二角，至每十元課稅二元為最高限度。其每月所得之超過額不滿五元者，其超過部分免稅;五元以上者，以十元計算。”詳見：謝霖，《中國現(xiàn)在實行的所得稅》，1936年，國民政府財政部所得稅事務處印刷。⑩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