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的農民起義中，宋江起義和方臘起義因為一部《水滸傳》的關系，而變得知名度很高。而不同于方臘起義，宋江起義的規模一直倍受質疑，甚至于由于正史中很少的記載，一度有很多的人，懷疑其真實的存在，也就是說宋江的起義性質上能不能被說成是農民起義。但是隨著一些重要的“墓志銘”的出土，結合一些歷史片段的記述，我們可以大致的還原出歷史上真實的宋江，和他所領導的那場轟轟烈烈的起義。

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方臘利用摩尼教(就是我們俗稱的“明教”)的教義精神鼓動下扯起了反旗。

當方臘在兩浙地區起義的時候，黃河流域的廣闊土地上，也爆發了一連串的農民起義，其中以宋江為首的一支起義軍，人數雖不太多，但戰斗力很強，他們轉戰于黃淮平原，對北宋統治者形成了很大的威脅，因為北宋的統治中心就位于黃河流域，所以相對于方臘的規模更大的打州破府，宋江的起義雖然規模不及方臘，但是在北宋政府的感受上，要來的更加的急迫一些。

宣和元年十一月，同樣是由于土地兼并和賦稅沉重的誘因，宋江農民起義爆發，十二月二日，宋徽宗下詔，“京東東路賊盜竊發，令東西路提刑督捕之。”二十四日，又下詔：“招撫山東道宋江。”從這兩份詔書，我們可以看出，宋江起義爆發的地點是北宋的京東東路，也就是今天的山東地區。宋江起義后，也確實以“梁山泊”作為根據地，出沒于青、濟、濮、鄆各州。所以被稱為“京東賊”、“山東盜”。

到了，宣和二年，這一年，方臘起義爆發了，而宋江起義軍的活動范圍也從山東擴大到了河北各地，數萬官軍都不敢和他們對抗。有宣和二年的亳州侯蒙給宋徽宗的上書是這樣說的：“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過人。不若涉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足以平東南亂。”從這封上書，我們可以看出，宋江的起義軍有重要的首領三十六位，而且上書中也有招降平方臘的建議。可見，施耐庵的《水滸傳》故事，就是據此而來。但是，候蒙的這個建議并未得到實施。對侯蒙的建議，宋徽宗很滿意：“蒙居間不忘君，忠臣也。”遂任命他知東平州，負責招降宋江，但侯蒙“未赴而卒”，就是說這個侯蒙根本就沒有實施招降計劃就提前掛了。

招降，是《水滸傳》中，宋江最為人不喜歡和詬病的地方。施耐庵寫就一部《水滸》，這條條成了這部書的主題宣揚思想，也就是濃縮成的“替天行道”四的字，《水滸》說造反，其實，說到底還是宣揚的忠君報國的思想主題。那真實的宋江，又在干什么呢？

宣和二年到三年這段時間，宋江有河北又向南進攻，《蔣園墓志銘》載：蔣園“徙知沂州，宋江嘯聚亡命，剽掠山東，一路州縣大震，吏多避匿，公獨修戰守之備，以兵扼其沖，賊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嘸然陽應，偵食盡，督兵鏖擊，大破之，余眾北走龜蒙間，卒投戈請降。”這個墓志銘里頭的說法是，宋江起義軍從河北又向山東攻擊，到了沂州的時候，被蔣園打敗了，還要借道投降。看起來似乎是不堪一擊。實際上，情況并非如此，蔣園的墓志銘里頭說的“祈哀假道”“卒投戈請降”也不太可能發生。因為后來宋江和他的起義隊伍又出現在了另一塊墓志銘中，《王師心墓志銘》里頭又寫道：“公諱師心，受迪功郎、海州沭陽縣尉。時承平日久，郡縣無備，河北劇賊宋江者，肆行莫之卿，既轉掠京東，徑趨沭陽，公獨引兵要擊于境上，敗之，賊遁去”。據此可知，宋江起義軍從河北南下，經過了京東路(山東)，一直打到了江蘇北部的沭陽境內了。

結合這兩塊墓志銘的記述，我們大致可以得出，宣和二年到三年這段時間，宋江起義軍的活動范圍，宋江起義軍一路從河北打到了江蘇北部，期間和各地方的官軍都有過交戰，宋江起義軍沒有討到便宜，也就是說沒有打下過州府城市來。但是并不代表宋江起義軍被擊敗了、投降了。相反他們一路打到了江蘇北部，也并沒有主動請降的意思。實際上，真實的宋江，并不是《水滸傳》里頭的黑三郎，一心一意的想要招安、投降。

那么，真實的宋江起義軍們，被招安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對此，《宋史》的記述就比較詳細一些了。

宣和三年二月，宋江起義軍打到了江蘇北部的淮南軍州(今天江蘇邳縣南部)，《宋史》卷二十二《徽宗紀》記載：“淮南盜(這下又變成淮南盜了，不是京東盜了，可見宋江的活動范圍已經到了兩淮地區了)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撲，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而關于宋江被招降的過程，《宋史。張叔夜傳》中也有詳細的記載：“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巨舟十余，載虜獲，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

可見，宋江并不是像《水滸傳》中所描寫的那樣，是心甘情愿的接受招安的。而是，北宋官軍，設下了伏擊，農民軍被包圍后，宋江進退無路，只好接受了“招安”向張叔夜投降了。

而后來的事實也證明，宋江投降并非出自本意，而是為了保存實力。所以當時機成熟時，宋江再次起義，重新又舉起了反抗的旗幟。關于宋江第二次起義的情形，從1939年陜西省谷縣出土的《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墓志銘》中可以看出一些大概的端倪。墓志銘中記載：“公諱可存，宣和初，方臘之叛，用第四將從軍，諸人借才互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將兵，奮然先登，士皆用命，臘賊就擒，遷武節大夫。班師過國門，奉御筆捕草寇宋江，不足俞月繼獲，遷武功大夫。”可見，宋江第二次起義后，不久又被折可存鎮壓下去了，宋江的結局，同方臘一樣，也遭到了殺害。

歷史上真實的宋江起義軍，人數不多，但是戰斗力很強，他們轉戰南北，給宋朝統治者的打擊也很大，絕對不是占山為王的土匪性質的。

至于，宋江第一次被招安后，有沒有參與征討方臘的戰斗，這個我就不得而知了，因為我沒有看到過具體關于這方面的史料，所以不敢瞎說。

而在宋江、方臘之后，宣和四年還有張仙、賈進、高托山等起義;而北宋軍隊在鎮壓農民軍起義的時候由于“殺良冒功”“殺普通老百姓湊數字”的做法，更是激起了倪從慶等起義。

北宋末年，全國各地出現了許多小規模的農民起義，若不是由于女真貴族的入侵和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廣大農民投入到了轟轟烈烈的抗金斗爭，這些小規模的起義是很可能形成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的。

而宋朝的統治者們如果能將剿滅農民起義軍的勁頭，放到抗擊異族侵略上來的話，那么兩宋是會很有一番作為的。只是，很可惜的是，宋朝的統治者并未從不斷的起義中得到教訓，依然束縛住了人民的手腳，從來都不讓人民的手腳得以施展。

金人曾今自嘲道：南朝真是沒有人，如果用一、二千人守住黃河，我們怎么渡得過來。”

南朝真的沒有人嗎？顯然不是的，只是人的手腳被統治集團束縛住了，舒展不得。如果這種束縛能略為松些的話，南朝人的手腳是會發出巨大的威力的。可惜的是，宋朝的統治者們，比金人更加的害怕這種威力而已！他們想的從來就不是怎么善待、引導這股強大的力量。

“守內虛外”，有宋一朝的心得。終宋一朝三百多年，就是從這樣復雜的夾雜著尖銳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社會矛盾中，走了過來......

至今仍舊讓人心情繁復、唏噓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