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邊藩屬

清朝因沿襲了漢族王朝的天下觀，著眼于懷柔遠人和外夷歸附，但又嚴加防范。在康乾時期向其朝貢的國家有朝鮮、琉球，安南、南掌(老撾)、暹羅(泰國)、緬甸，廓爾喀(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不丹，浩罕、哈薩克、布魯特、布哈爾、巴達山克、愛烏罕(阿富汗)、蘇祿、博羅爾、瑪爾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干、蘭芳共和國等。

乾隆時期對周邊小國不斷擴張，緬甸貢榜王朝與清朝爆發清緬戰爭，清軍四次進攻皆失敗。1769年乾隆帝派傅恒、阿桂入緬未果，雙方最后停戰。1784年暹羅卻克里王朝派使朝貢，1788年緬甸為應付暹羅威脅，也派使朝貢。1789年安南發生西山朝統一后黎朝、鄭主與廣南國。

清軍擊敗西山朝，護送黎帝黎愍宗復位，途中遭西山軍的伏擊而敗，史稱清越戰爭。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謝罪，清廷封為安南王。朝鮮與琉球國也早就成為藩屬國之一。只有德川幕府統治的日本處于鎖國時期，與清朝來往甚少。

來往國家

日本

清朝統一臺灣后，康熙帝由鄭氏那里了解到對日貿易的好處，于是于1685年頒布了《展海令》 允許人民出海經商。這一政策致使去長崎的唐船驟增三、四倍以上。同年，日本政府則頒布《貞享令》，規定每年去長崎貿易的總額：中國船貿易額不得超過白銀六千貫，荷蘭船不得超過三千貫。貿易總額超過白銀六千貫后，即禁止此后該年入港的其他中國船舶進行貿易，勒令運回貨物。故來得較晚的中國商船不得不駛回中國，不過不少中國船就在日本沿海進行走私貿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達117艘，而該返回中國而從事走私貿易的船達22艘。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貿易的唐船為80艘。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為防止日本產銅原料之外流，幕府公布《正德新令》，限止每歲赴日唐船為30艘，此令一出，唐船抵長崎者自行減少。

日本人翻譯了康熙《圣諭》，并且稱呼康熙帝為“上國圣人”，康熙的訓渝《十六條》，以《圣渝廣訓》書名刊行，1788年并附以雍正對十六條訓渝的敷衍釋文於書后再次出版。稱該訓渝“實為萬世不易的金言”，對雍正亦稱為“希世仁君”。

俄國

康熙時期組織兩次雅克薩之戰，驅逐沙俄侵略軍，與沙俄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條約簽訂不久，沙俄就向清政府提出派人來華學習中國文化。俄羅斯人主要想學喇嘛教經典，因為在沙俄新拓展的東方領土上，很多民眾都信奉喇嘛教。另外，俄人來華，還想學習滿漢文字，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國。

對于俄國的要求，清政府欣然同意，并將這些留學生安置在國子監中，派專人教他們。由于這種方式學期不長，缺乏制度保障，因此俄羅斯一直希望能夠定期派人來中國學習。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派圖理琛等人，前往俄國境撫綏土爾扈特部。作為交換，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為首的教士團回訪北京。

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雙方在恰克圖簽訂《恰克圖條約》，規定俄羅斯派4名傳教士到北京傳播東正教，并派6名學生來華學習滿、漢語言，每10年輪換一屆，俄羅斯向中國派遣留學生開始正規起來。

雍正帝對這些遠道而來的留學生十分重視，不僅將他們安置在北京東江米巷(后改名東交民巷)的“俄羅斯館”內，還在教育上設立專門的滿族助教來教育他們。當時的滿洲助教是胡什圖漢，漢族助教是陳憲祖，二人專門負責俄國官生的教學事務。不僅如此，清政府還每月給俄國留學生銀錢、米和日常生活器物，甚至在其學成歸國之際發放路費。自此之后，在150年里，沙俄一共派了14批傳教士團、共155人次的僧俗人員，其中除了神職人員外，還有醫生、畫師、植物學家、天文學家和專職留學生，共60多人。

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朝勘察了東北邊境多條河流的河源，抑制了沙俄在中國東北黑龍江流域的侵擾野心;而且在蒙古地區和西北新疆地區抑制了沙俄的侵略野心。

因為俄國窩藏中方罪犯加上俄人在邊境搶劫，乾隆曾三次下令關閉恰克圖市場。清朝對俄國進行了貿易制裁，外禁皮毛輸入，內禁茶葉輸出，使俄國至少損失了五百萬盧。

中亞

康熙帝還派間諜出訪蒙古、中亞，收集各國情報，回國呈報，書中甚至很清楚記錄了大北方戰爭和查理十二的事跡。

西方

康熙曾經委派傳教士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返回歐洲招募人才，希望增進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閉關鎖國

盡管康熙曾經以濃厚的興趣積極向傳教士學習天知識，乾隆及其皇子也對外國的科學發明產生過相當的興趣，而清廷“欽天監用西洋人，累進為監正、監副，相繼不絕”。 但是康乾時期國際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在西方世界，產業革命爆發，啟蒙運動風行，資產階級革命風起云涌，歐洲列強憑借自己強大的綜合力量，力圖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國際地位正日漸衰落。

清政府所采取的閉關鎖國政策，盡量減少和西方的往來，康熙曾說：“通海口子甚多，此時無礙，若千百年后，中國必受其害矣”。清政府在厲禁天主教傳播以后，又實行嚴格的限關政策，更定章程，千方百計將洋船限制在廣州。 1727年，又明確規定外國商船只能到廣東的虎門和福建的廈門兩處。1757年，正式實行閉關的政策，乾隆帝宣布西洋商船只準在廣東的虎門一處停泊貿易。1759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奏準乾隆頒布了《防范外夷條規》，根據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機構。公行是由官方特許的商人組成的壟斷性外貿組織。外國人來廣州做買賣必須經由公行，其行動也由公行的行商負責約束。外國商人只準在規定的時間，即每年的5月至10月間來廣州進行貿易，期滿必須離去。在廣州期間他們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設的“夷館”內。外商在華只能雇用翻譯和買辦，不能雇人向內地傳遞信件。中國人不準向外商借貸資本。條規還規定要加強河防，監視外國船舶的活動。隨之而來，中西交流減少了。

清廷此舉制約了出海貿易的發展，也影響了外向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錯失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機會。